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断崖式下降，而不孕不育率却直线上升。目前我国生育率已经断崖式下降至6.77‰，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我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女性逐渐意识到社会价值与自我实现的重要性以及避孕手段的普及性。这种现象是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表现，因此客观上在未来长期既无法逆转，主观上也不应该违逆社会主流发展。 

在没有经济基础工作尚未稳定时，人们会由于过高的生育成本以及过于沉重的自我牺牲而不愿意生育。生育住院费、孩子的奶粉钱、一年4万左右的私立幼儿园学费，为了孩子能进高档小学必须在孩子3岁前就购置上百万且名额稀缺的学区房费，再到18岁以后一年最少三十万起步的海外留学费用等......, 就已经令大多数还在向上苦苦挣扎的年轻人苦不堪言。 因此年轻群体普遍形成了共识：最起码等到30岁以后有年入50万以上而且社会地位已经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不会因为生育请产假导致降低甚至丧失劳动力的时候才有可能承担起生养一个孩子的重任。

但是问题又来了，生育时期越往后推迟，不孕不育率就会越容易升高。人们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想建立家庭实现灯火团圆的幸福结局时，却有可能遭遇“纵使想生也生不出”的生育困境。据医学界研究发现，35岁以后女性的生育力可能将会加速下降，而不孕不育症会持续上升。不孕症会从20-25岁的6%直线上升至40-45岁的64%，而40岁及以上的男性生育出畸形婴儿的几率相比39岁及以下的男性高出将近20%。

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的不孕不育发病率持续上升。根据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大约六分之一的成年人（占全球人口的17.5%）患有不孕症。并且在2021年《柳叶刀》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生殖健康的报告，报告显示不孕症患病率从2007年的11.9%显著增加到2020年的17.9% 且预计未来几年内中国18.2%，即到了2023年中国估计有至少5050万对不孕症夫妇。不孕症可由男性或女性生殖系统的主要因素或继发因素引起，比如遗传缺陷、生殖器官的器质性损害、生殖细胞功能异常、内分泌系统或激素紊乱，以及其他目前无法解释的原因导致治疗难度大，周期长。所以为不孕不育人群提供提升妊娠率的辅助生殖技术和服务迫在眉睫。

与药物干预或手术等其他治疗方法相比，辅助生殖技术的妊娠率相对较高，它主要涉及到使用医疗技术来培养成功的精卵配子、受精卵和胚胎来帮助患者怀孕。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市场正加速成长，因为目前国内至少有5050万对不孕夫妇迫切需要辅助生殖技术和服务，因此据现有的行业报告预测估计中国辅助生殖服务市场的规模将从2021年的378亿元大幅增长到2025年的854.3亿元。

中国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消费者主要是30岁及以上或者正在接受不孕症治疗的夫妇，但近年来，对单身妇女使用辅助生殖服务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目前，中国平均每年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新生儿为30万，2020年中国单身女性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分娩的婴儿数量已达到16.8万。根据目前辅助生殖机构需求调查结果，需要辅助生殖服务的消费者主要集中在30-34岁接受不孕治疗的患者，占40%；教育方面，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消费者比例直接超过50%；职业方面，自由职业者占多数，主要原因是辞职或失业来治疗不孕。此外，超过60%的潜在消费者希望通过卵子冷冻技术来保持自己的生育能力。

更重要的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价格和成功率是患者在寻求治疗时更重视的两个关键因素，而潜在消费者对价格更为敏感。由于辅助生殖技术疗法在中国仍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其价格相对较高。例如，当病人接受辅助生殖服务，每个周期的促排卵药物和相关测试成本需要约2000元，人工授精的成本约为5000元，辅助生殖技术的成本从20000-80000元不等，如果患者需要更长的服务周期，价格越高。因此，如果在接受辅助生殖服务期间按比例支付补贴，补贴比例越高，相关机构可以计算出的需求弹性越高。具体来说，如果体外受精和辅助生殖技术补贴服务的比例分别为25%、50%和75%，那么辅助生殖技术需求增加的比例分别为13%、20%和27%。

中国辅助生殖技术的供应方首先是中国符合资格的医疗材料供应商，其次是国内正式的辅助生殖服务机构。如图1所示，首先，材料供应商提供完成辅助生殖技术所需的药物和消耗品。市场上游的医疗材料供应商主要供应辅助生殖技术药物和促排卵、支持黄体分泌、调节内分泌激素；消耗品主要包括辅助生育技术检测试剂、精液管、冷冻液、取卵针等医疗设备。中游主要面向国内正规的辅助生殖技术机构，包括公立和私营机构，结合最新的“线下+在线”模式多样化为下游患者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

图1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然而，由于中国辅助生殖技术行业的壁垒和准入门槛高，获得试管受精和辅助生殖技术许可的时间长，只有合格的医疗机构才能有业务资格经营，所以目前公立医院的辅助生殖技术机构仍处于主流地位。根本原因是试管婴儿合规牌照的申请，不仅对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技术要求、医院主要负责人的职称、该医院的业务数量，以及具体到医生、实验室人员、辅助生殖技术设备以及市场口碑的标准都有很严格的审批流程。而中国公立医院历史悠久，医疗资源更为丰富，在技术条件、专业水平、市场口碑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如图2所示，中国辅助生殖服务的领先机构包括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医院。而设立越多三甲医院的一线城市，也意味着聚集越丰富的先进辅助生殖技术和资源，但目前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生育需求逐渐走弱，而西北、西南等生育意愿较强的地区因为缺乏充足的辅助生殖医疗资源，大多数患者都会选择跨省前往一线城市需求治疗。

图2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中国的辅助生殖市场目前偏向于寡头市场。在辅助生殖药物的整体市场份额方面，如图3所示，国外默克雪兰诺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辅助生殖领域提供综合产品和药物的公司，仍然是全球行业的领导者，药物市场份额为60%;而国内丽珠制药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高达20%。丽珠的辅助生殖药物不断升级，价格优势不断提升，进口替代势头强劲。这样的趋势代表比起国外高昂的辅助生殖药物，不断引进价格实惠且技术不断升级的国产辅助生殖药物会为更多消费者带来优惠，从而实质上减少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图3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不过辅助生殖市场可能会导致指中国市场在分配商品和服务的效率低下而缺乏普及性的情况。辅助生殖市场失衡的最主要原因是辅助生殖技术可能违反自然法则的伦理问题。

目前的辅助生殖市场没有充分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孕不育夫妇由于自身身体原因无法自然分娩，单身女性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并自愿承担生养孩子的责任以及同性恋群体渴望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这种做法虽然在情理之中，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类生命的商业化。因为通过供精子或卵子的新生儿，他们同时存在两个夫妻或者两个母亲，一个从社会意义上供给原始亲情，另外一个从生物意义上提供基因。所以这个孩子很可能最多可以同时有4-5位父母亲，这在社会意义上造成很大的认知混乱。

其次这个通过人工技术获得的胚胎到底视为人还是物？虽然中国卫生部已在中国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规范文件中明确规定“不得进行任何形势的买卖配子和胚胎，尤其是在未征得知情者的同意下”、“禁止配子和胚胎商业化”；此外“医护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时间对配子和胚胎进行违反人类伦理道德的实验及临床工作”。

但实际上由于巨大的社会需求和令人蠢蠢欲动的商业利益，社会上对配子和胚胎的商业买卖已经暗流涌动。例如出售高颜值高学历美女的卵子以及条件优秀的精子进行买卖活动，以及多位大学教授对于胚胎进行人工基因编辑遭到学术界强烈抨击等现象，实质上严重挑战了人类传统道德伦理以及生命权保护的观念。

辅助生殖技术的高成本也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由于目前辅助生殖成本偏高，平均价格为8万元甚至更高，并且目前国内的医疗保险没有覆盖辅助生殖技术的费用。所以导致那些想要孩子的平凡家庭却负担不起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高昂成本，而合格的配子和受精卵只会流向那些更富有的家庭。

另外，信息不对称是辅助生殖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如体外受精，通常可能是复杂和昂贵的。然而，由于对市场上的医疗资源认识不足，患者可能很难获得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潜在风险和长期经济成本负担的完整信息导致患者很难做出真正明智的决定。 截至2019年初，中国仍有3.54亿对辅助生殖需求的人却无法找到正确的途径咨询任何与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临床诊所，这种医疗资源的缺乏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患者难以做出完全知情下的决策。因此，相关政府应采取更具成本效益的措施，保证辅助生殖技术市场的普及性和可获得性。

不过中国政府逐步放宽了辅助生殖领域的政策，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始地一步步实施了支持辅助生殖的卫生政策。2022年2月，国家医疗保险局宣布辅助生殖技术将被纳入一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同时鼓励更多的中医药医院增加不孕症诊疗服务，降低与辅助生育相关的医疗费用，促进辅助生殖在全社会的普及率。2022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逐渐放宽辅助生殖技术政策，增加辅助生殖技术机构数量”来支持最新的“三孩政策”并共同创建“生育友好社会”。

在法律层面，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有效保障人民平等健康权利的文件。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以规范和完善辅助生殖机构的管理。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打击人体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计划》，立即严厉打击辅助生殖技术引起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

总之，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后表现出人们社会实现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对生养一个孩子的责任以及成本的认知不断提升。先立业后成家生子已成为社会年轻人的核心主流价值观，毕竟在房价膨胀1000%，物价上升400% 外加职场竞争就业压力大的整体环境下选择自保与尽快完成社会价值的自我实现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随着人们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在完成自我实现后开始考虑婚育的时候出现想生却生不出的困境。而生育率不断下降与不孕不育率高度重合，尤其是到了35岁的转折点尤其是女性的生育力出现明显下跌。为了解决这一痛点，辅助生殖技术为那些完成立业任务后出现生育困难的5050万对不孕不育夫妇、单身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提供了能够拥有属于自己孩子的权利。

但是辅助生殖技术在国内的健康正常运行时常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国家政府的法律规范以及政策扶持的双重加持下稳健运行，保证辅助生殖市场的普及性以及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