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大学，作为惯例，春季学期以诗歌朗诵开始。学生和教师聚集在博斯特图书馆的中庭。当时，大约26,000名巴勒斯坦人已经在以色列对加沙的可怕战争中丧生；而朗诵是一种集体见证行为。

大声朗读的最后一首诗的标题是《如果我必须死》。这首诗的作者是巴勒斯坦诗人兼学者雷法特·阿拉雷尔 (Refaat Alareer)，他在几周前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丧生。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必须死，那就让它带来希望——让它成为一个故事。”

在这句话念完后不久，校方就出面，叫停了诗歌朗诵。据《纽约时报》援引一位教职工的话，学生和教职员工因参与这种明显的“破坏性”行为而被召集参加纪律会议，发出了书面警告。

“我们都在纽约大学教了十几年的书，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压抑时刻。”纽约大学教授保拉·查克拉瓦蒂很无奈，“自以色列对加沙冲突爆发以来，我们看到大学管理部门未能充分保护校园内的异议，而是积极镇压。我们相信，我们所目睹的对学生、教职员工反对战争的回应违反了学术自由的根本基础。”

尽管纽约大学表示，校方仍然致力于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并且其关于抗议活动的规则和方式没有改变，但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学生和教职人员却发现校园环境受到惊人的限制。

去年十月份，哈马斯发动袭击后大约一周，著名的学生抗议地点金梅尔学生中心的大楼梯无限期关闭；目前它尚未完全重新开放。一名研究生雇员因在学生办公室门上张贴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传单而受到训斥，并最终将其取下。

这并不是唯一因亲巴勒斯坦言论或行为而面临某种形式纪律处分的纽约大学学生。去年12月，选举产生的学生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大学重申保护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言论和公民活动，但此后显然陷入了程序黑洞。

纽约警察局在校园里随处可见，冲突爆发后，警员在校园的执勤时间又增加了 6000 多个小时。数百名教职员工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该大学“对校园言论和激进主义的恐惧文化”。

保拉·查克拉瓦蒂教授指出，这种严厉的干预是对学术自由的直接威胁。

在美国大学里，任何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有组织的停火呼吁，甚至对这片土地近期历史的教育，都被视为危险的言论。

在 11 月致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校园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受到不允许的冷落”表示担忧，涉及亲巴勒斯坦的学生团体和观点；从那时起，大学里的气氛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麦卡锡主义。

反对亲巴勒斯坦言论的捐助者、受托人、管理人员和第三方似乎将对以色列国（国际法下的占领国并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任何批评等同于反犹太主义。对他们来说，言论自由的规范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反犹太主义的宽泛定义是审查的工具。

外部资金投入到可怕的人肉搜索和骚扰活动中。一些亲以色列监视组织无情地针对被视为反犹太主义或批评以色列的个人和团体。教师和学生只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就会受到不祥的威胁。

有许多教授像保拉一样，憎恶所有反犹太主义的表达方式，并全心全意地拒绝反犹太主义在我们的校园中发挥任何作用。

同样，他们认为，将对以色列或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与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是危险的。将对任何国家的批评等同于固有的种族主义会危及校园内外的基本民主自由。

正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在 11 月份的声明中所写，如果一所大学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观点进行监管，那么它“就无法履行其作为激烈辩论论坛的使命”。

费城，自由钟

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针对亲巴勒斯坦言论的打压浪潮中，学生的奖学金被取消，工作机会被取消，学生团体被暂停。在哥伦比亚大学，抗议者报告说他们被臭鼬喷洒，臭鼬是以色列军方使用的一种化学武器；在西北大学，两名黑人学生因发表亲巴勒斯坦报纸模仿作品而面临刑事指控，后来被撤销；在康奈尔大学，学生在和平抗议中被捕。去年秋天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三名巴勒斯坦学生（其中两人戴着头巾）在佛蒙特大学附近行走时被枪杀。

更多校园镇压学生的案件正在发生。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在20世纪中叶定义的学术自由为教师追求知识提供了保护，他们的工作是在学院内外进行教育、学习和研究。这不仅与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定相呼应；国际人权法还确认学术自由对于受教育权和教育机构的机构自主权的核心地位。

在美国各地，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反对教授批判种族理论的右翼团体试图通过一些措施来破坏这些原则，包括限制课程中历史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讨论、加强对被视为宣扬异议和反对种族主义的讲座和课程的审查。针对从事这些主题工作的学者的纪律处分程序。

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批评以色列占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言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审查，这对那些这些维护学术自由的人构成了持续的挑战。早在 10 月 7 日之前，纽约大学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言论和行动就面临着严格和不当的审查。

学生正在响应雷法特·阿拉雷尔的号召来作证。他们正在大声疾呼——写声明、组织抗议活动，并怀着理想主义和信念回应看似合理的种族灭绝威胁。教授们认为，大学应该鼓励学生提出有关正义和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并寻求答案，无论这些答案如何让当权者感到不安。

大学必须是学生能够获得塑造当代辩论的专业知识的地方，鼓励教职员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或者尤其是在他们表达反对意见、向权力讲真话的时候。课堂必须允许情境学习，将快速变化的当前事件放入更长的历史时间线中。

《纽约时报》对此报道称，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时刻。

一个世纪前，对欧洲反犹太主义公开讨论的攻击、对异议的定罪以及对犹太人受压迫和剥夺历史的否认，为大屠杀创造了条件。那段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永远不再”的教训是，思想警察可能是危险的。它们可能使弱势群体成为压迫的目标。他们可以让世界相信，有些生命不如其他生命有价值，从而为大规模屠杀辩护。

从越南战争到南非种族隔离，大学一直是就政府政策、历史记录、结构性种族主义和定居者殖民主义进行公开讨论和提出分歧的重要场所。它们也长期以来成为抗议场所。

最后，保拉·查克拉瓦蒂表示，如果大学不能成为这种自由的舞台，那么大学内外的民主生活的可能性不仅会变得贫乏，而且会面临消失的威胁。

我们在美国大学目前的困境中不难发现，矛盾的核心在于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冲突。

对此，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著名宪法学家罗伯特·波斯特教授将矛头指向了长期以来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学术自由的主流理解。

那种将学术自由视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特权，将其看作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分支的观点，受到了波斯特的质疑。他认为，这是对学术自由的最大误解。实际上，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各自独立，服务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民主正当和民主胜任。

民主正当，是言论自由追求的目标，它帮助政府建立起作为民主政府的正当性。而民主胜任，则被波斯特定义为公民个人认知能力的提升。这意味着，学术自由的价值在于使公民有能力参与民主，胜任民主。

当我们探讨学术自由时，通常会想到它是学者和学术机构的专属权利。但波斯特教授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学术自由并非仅仅是学者们的特权，它更应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人民”。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传统认知的一次深刻挑战。

波斯特教授认为，学术自由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基于个人的权利，而是一种积极的、基于共同体的权利。换句话说，它不再仅仅是学者对抗政府或社会的工具，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主社会和共同体之中。这种转变使得学术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转向和谐，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固的理论基础。

然而，这种转变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波斯特教授是在“降低”学术自由的标准，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民主的角度看，波斯特教授其实是在重塑学术自由与民主间的关系，使学术自由更加贴近人民，更加服务于民主社会。

在波斯特教授的理论中，学术自由并不是无门槛的。学者要想享受学术自由，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是胜任和够格的。这意味着学术自由是有门槛和资质的，只有专家和专业人士才能享受这一权利。这一观点虽然有些“精英主义”的味道，但也提醒我们，学术自由并非人人可得，它需要一定的专业素养和资格认证。

那么，当专家和学者想要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就非其专业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时，又该如何处理呢？根据《1915年宣言》和《1940年声明》，这属于“三大自由”中的第三项即“校外言论”，理应受到保护。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专家和学者的校外言论通常是参照普通公民的一般言论自由来保护的。这意味着当专家学者就公共议题发表看法时，他们其实是以公民而非学者的身份发言，受到的是言论自由而非学术自由的保护。

尽管波斯特教授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挑战和争议，但他对于学术自由与民主关系的重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提醒我们，学术自由不应该仅仅是学者们的特权，而应该成为所有公民的权利。我们应该拥有一种更加“民主”的想象，将学术自由进一步变成一种“民有”和“民治”的权利。只有这样，学术自由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为民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