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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案审查到全面禁止，从单一机构到全联邦联动，中美科研合作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向。这轮调整的逻辑是什么，会落到怎样的尺度，又会给双方的科研生态带来哪些实际影响，都值得仔细梳理。
在很多科研人员的印象里，NSF此前的科研安全政策，一直走的是风险评估与个案审查的路线。这套政策的核心依据，是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按照法案第10636条的要求，NSF主要针对法律定义的重点关注人员或实体实施限制，核心手段是要求科研人员披露外国人才计划、海外任职以及其他国际合作关系，通过信息披露结合风险评估的方式，对每个项目做单独判断，控制潜在的安全风险。两年前，NSF研究安全主管还曾公开阐述过机构的平衡思路。现任NSF幕僚长的丽贝卡・凯泽，在推出名为基于保障和透明度的可信研究新指标时曾表示，如果只追求研究安全的零风险，美国就无法继续在科学和创新领域引领世界。
这套指标的定位，是评估资助申请中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本质还是在安全与开放之间找平衡点。但此次发布的新规，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思路。NSF 在政策说明中直接提出，对于涉及受限实体的NSF资助项目，现有的风险缓解措施已经不足以应对风险，因此选择直接禁止相关合作。这是NSF的科研资助政策中，第一次出现直接禁止和限制名单实体开展合作的条款。支撑这份禁令的，是来自七个不同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受限实体清单。
这些清单包括国防部依据国防授权法案认定的实体清单、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名单、国务院的防扩散制裁清单、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受限设备与服务清单，以及国土安全部和海关系统设立的清单。虽然政策文本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这些清单里的绝大多数条目，对应的都是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其中和高校关联最紧密的，是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这份清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2001年5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就被列入其中，成为最早受到出口管制限制的中国高校。在那之后，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陆续被纳入。2018年之后，随着美国对华科技限制的整体收紧，天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更多高校相继进入清单，同时还有大量科研实验室和研究院所被纳入。除了商务部的清单，美国国防部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制定的限制名单，也覆盖了大量中国高校。这份名单不仅包含理工类和综合类高校，还涉及大量科研院所和军事院校，被称为国防七子的七所高校全部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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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此次调整政策，官方的说法是和国防部保持一致。2026年3月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决策矩阵，把审查时参考的受限清单从4份扩充到了13份。NSF此次引用的限制名单体系，和这份矩阵的名单高度重合。这也意味着，原本主要用于国防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框架，正在被引入联邦基础科研的资助体系当中。
按照国防部新版决策矩阵的要求，国防部的资金不得用于支持和限制名单实体开展基础研究合作，同时还把科研人员过去五年内的论文合著关系纳入风险评估因素。如果合著者隶属于限制名单机构，或者参与所谓的恶意外国人才引进计划，项目就要接受额外的风险审查。不过这份矩阵也明确，论文合著本身不会构成自动拒绝资助的理由。
决策矩阵更新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第一时间公开表态支持，称这是意义重大且期待已久的改革，能够防止联邦资助的研究被美国的对手利用。此次NSF跟进发布新规，穆勒纳尔同样迅速发声，认为此举是在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和创新，还呼吁所有联邦机构都效仿国防部和NSF的做法，同时提到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至今还没有主动采纳这一标准。目前NSF的新规还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最终的政策细则会被列入新版受资助者操作指引，新版指引计划在10月1日正式生效。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受限实体清单并非覆盖所有中国知名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暂时不在清单之中。
NSF的新规并不是本轮科研合作限制的起点，也不会是终点。近几个月来，美国多个联邦科研相关部门都在陆续出台限制措施，从数据访问到论文合作，从项目执行到经费使用，一张覆盖科研全流程的限制网络正在逐步成型。最早出手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25年4月2日，NIH就对外宣布，禁止中国等六个重点关注国家的科学家访问其管理的21个生物医学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涉及基因变异、癌症病例、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多个前沿领域的核心数据，同时NIH还中止了所有涉及这些国家合作者的相关项目。
这项限制的出台，依据的是美国司法部2025年1月发布的防止关切国家获取美国人敏感数据最终规则。这份规则原本建立了一套针对敏感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框架，但适用范围主要是商业数据交易，对于联邦资助研究、公开发表材料、非商业性科研合作、药物和医疗器械监管审批所需的数据等场景都设置了豁免条款。但NIH出台的规则比这份顶层规则更加严格，直接取消了科研场景的豁免，禁止重点关注国家的机构访问NIH的受控数据库，进一步收紧了科研数据的共享边界。
进入5月之后，限制的范围继续扩大。有消息显示，NIH和美国宇航局这两家美国最大的联邦科研资助机构，已经开始私下要求受资助的研究者，任何和外国机构学者的合著行为都要提前申请许可，哪怕相关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在美国境内完成的。有NIH的受资助者反映，自己接到通知，需要把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带有外国合著者的成果，从年度进展报告中删除。这些指令大多通过邮件私下传达给具体的项目负责人，两家机构都没有正式对外发布过新的书面规定。这种没有公开规则的要求，反而让很多科研人员更加无所适从，不清楚合作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比单个部门的调整影响更大的，是白宫层面推出的统一规则方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基础科学研究资助机构之一，预计该机构将大幅削减大部分部门的资金支出
5月29日，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发布了一份拟议规则，试图为所有联邦资助项目建立统一的科研合作限制标准。这份拟议规则提出，禁止联邦拨款资金被用于与中国等重点关注国家开展任何研究合作。按照计划，这份拟议规则的公众意见征集在7月13日结束，最终版本会在10月正式发布。如果这份统一标准最终落地，意味着所有接受联邦经费支持的科研项目，都不能和清单内的国家开展合作，其影响范围会远远超过NSF或者NIH单个部门的政策，中美之间的官方科研合作可能会彻底中断。
对于美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说，这套层层加码的规则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合规成本的上升和合作策略的转向。曾在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务院负责国际科技事务，目前担任科学政策倡导团体Stand Up for Science政策总监的科尔・多诺万就判断，面对一系列指向高校的严厉措施，多数大学接下来都会采取更加保守的策略，主动收缩自身的对外合作，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走联邦审批流程。
这样主动收缩的趋势，其实已经在部分领域显现。很多高校为了避免触碰联邦规则的红线，开始主动梳理和中国机构的合作项目，对一些边界模糊的合作选择暂停或者终止。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为了保住自己的联邦资助，也会主动回避和清单内机构的人员合作，甚至减少和中国学者的正常学术交流。从单个数据库的访问限制，到论文合著的提前审批，再到全联邦范围的统一禁令，美国对科研合作的限制正在一步步升级。和过去针对特定领域、特定项目的审查不同，本轮限制的核心逻辑是从源头切断资金和合作的关联，用经费作为抓手，把限制要求传导到每一个接受联邦资助的科研团队。这种模式的执行效率很高，但对整个科研生态的冲击也同样明显。
事实上，当前行政层面推进的这些限制措施，并不是美国国会最激进的方案。在此之前，更严格的立法尝试已经在国会遭遇了阻力，只是立法层面的受挫并没有减缓行政收紧的节奏，反而让更多限制通过部门规则的方式提前落地。2025年，穆勒纳尔就在众议院提出，要把名为SAFE Research Act的条款塞进国防授权法案。按照这份条款的要求，任何和敌对外国实体存在关联的科学家，都不能获得联邦资助，而且这份限制还具备追溯五年的效力。也就是说，哪怕是五年前的合作经历，都可能成为当下拿不到资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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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条款一经提出，就遭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反对。很多美国学者联合签署公开信，认为条款的限制范围过宽，会削弱美国长期依赖国际合作建立起来的科研体系。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彼得・米歇尔森就在校内组织了数百位教授签名反对。美国物理学会也专门致信国会，强调新的限制措施可能会迫使高校和研究人员终止大量国际合作关系，只是为了规避联邦资助带来的风险。
美国大学协会和美国州立及赠地大学协会随后也联名致信国会。这两大代表美国主流高校的协会认为，美国高校近年来已经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NSPM-33等政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研安全合规体系，新的限制措施不仅和现有的要求存在重复，还会给高校增加新的合规负担，反而会影响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亚裔美国学者论坛执行主任Gisela Perez Kusakawa则提出了另一个层面的担忧。她表示，条款中关联一词的界定非常模糊，可能会让执法过程出现很强的任意性，最终受冲击最大的会是亚裔科学家和学者，尤其是那些一直被当作永远的外人看待的华裔群体。
在多方反对之下，这份SAFE Research Act条款最终没有被纳入国防授权法案。但穆勒纳尔并没有放弃相关的立法推动，2026年5月，他和另一位参议员又提出了新的SIRA法案。这份法案提出，接受联邦资金的研究人员，不得和美国政府限制名单中的相关外国实体开展合作，限制范围覆盖联合研究、论文合作、数据共享、材料转让等几乎所有科研活动。虽然立法层面还在反复拉锯，但针对中美高校合作的审查，已经在行政和机构层面快速推进。
2025年9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此前重点调查的9个中美联合办学或研究机构中，已经有8个因为受到委员会的关注而关闭，其中就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合作的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目前委员会还在持续调查杜克大学与武汉大学合办的昆山杜克大学。
长期关注中美科技与教育关系的丹尼斯・西蒙对此感到担忧。他曾担任昆山杜克大学执行副校长，在接受《科学》采访时他表示，NSF的政策给了穆勒纳尔一个开放的操作空间，可以把任何人列入禁止合作名单，他认为这种情况最终很可能会发生。
和政策收紧同时出现的，是科研人才流动方向的变化。根据《南华早报》整理的信息，截至2026年7月，已经有十位科学家离开美国和英国的科研机构前往中国发展，其中就包括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这些人都是资深研究人员，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学生和科研经费，他们的离开不是普通的工作调动，而是对科研环境做出的选择。这波人才流动的背后，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就是美国联邦科研经费的削减。《休斯顿纪事报》的报道显示，本财年NSF的拨款下降了39%，NIH的拨款下降了24%，包括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莱斯大学、休斯顿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贝勒医学院在内的众多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对于依靠经费运转的实验室来说，拨款的波动直接影响到研究生招生、博士后聘用，甚至实验室的存续。
中国的高校则在此时拿出了更有吸引力的条件。清华大学、西湖大学等机构能够提供稳定的实验室预算、充足的人员配备和足额的启动资金，对于很多受困于经费不确定性的研究人员来说，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华裔学者来说，回国发展还意味着更少的身份顾虑，能够自主掌控研究项目，不用再受制于波动的资助体系。英国的科研体系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有英国青年研究人员反映，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力度在收紧，同时和中国相关的合作也面临更冷淡的政治环境。虽然英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才流向中国的情况，但资金不足、自主权不够、发展缺乏确定性，已经是很多科研人员的共同感受。
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NSF的新规加上可能出台的 OMB统一规则，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彼得・米歇尔森就直言，这些政策对美国科学绝对不是好事情，危害极大。而在西蒙看来，NSF过去在评估和中国互动的利弊时一直非常负责，但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平衡的立场已经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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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来自NSF、NIH和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官员，将出席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听证会，届时这项政策的未来走向可能会进一步明朗。但很多科研倡导者并不乐观，他们希望最终的指引能够解答关于合作定义的诸多疑问，比如会议上的非正式交流、独立完成论文的共同署名算不算合作，但他们也清楚，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政策大幅放宽的可能性很小。
中美科研合作的降温，是安全诉求与政治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限制合作的出发点是保护本国的技术优势与科研安全，避免联邦资助的成果被用于其他目的。但站在科学发展的角度，基础研究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开放与协作，跨国的人才流动、思想交流与成果共享，一直是推动人类认知边界拓展的核心动力。
过去几十年间，中美两国科研人员在众多前沿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产出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这些合作不仅让双方的科研体系从中受益，也共同推动了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当一道道限制的壁垒被筑起，最终不会有任何一方成为真正的赢家。中国科研机构可能失去部分合作机会与资源支持，美国科研体系同样需要承担人才流失、合作网络收缩和研究成本上升的现实代价。
目前，NSF已经公布了新的政策方向，但具体执行细则仍有待进一步明确；OMB提出的统一规则也尚未最终落地，后续的适用范围与执行尺度仍存在调整空间。但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科研合作要完全回到过去的状态，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如何在安全诉求与科研规律之间重新寻找平衡，如何在重重限制之下保留必要的学术交流渠道，将是双方都无法回避的长期课题。
科学研究的意义，终究在于拓展人类共同的认知边界。这样的追求，本不应被国界轻易割裂，更不应在政治逻辑的不断挤压下失去开放与协作的空间。当政治因素越来越深地进入科研领域，最终受到考验的，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一个时代如何理解科学、如何对待知识，又是否仍愿意守护科学所承载的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