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联合国大会正值联合国成立80周年，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多边主义的改革与复兴，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话题。

当今许多挑战的全球性——从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贸易和金融的规则到气候变化——凸显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然而，旨在应对这些挑战的多边安排已经过时且举步维艰。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到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改革迫在眉睫。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时刻，需要大胆地重新构想多边主义——建立一个适应当今挑战并反映当代经济和地缘政治动态的多边体系。

多边经济体系（其核心要素，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压力可追溯至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其内部压力已持续积累。全球化进程以及亟需国际合作应对的挑战的规模和复杂性，已经超出了该体系的应对能力，这种失衡通常被称为全球治理赤字的不断扩大。人们越来越认为，多边机构无法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并且受到内部缺陷和僵化的制约。从不同角度来看，全球南北各国对现行体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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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这要求对现有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地缘政治转型。美国主导的战后单极世界秩序正受到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大国崛起的挑战。经济民族主义正在高涨。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正在让位于民族主义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议程标志着其与多边合作的急剧背离。这些地缘政治转变带来了地缘经济和地缘金融碎片化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瓦解的严重风险。

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AI）正在重塑贸易和金融。数字贸易和数字化交付服务是国际贸易的新前沿，对主要围绕实体商品构建的贸易体系构成了新的挑战。新的金融产品和机制对国际金融和货币安排具有重大影响。这些强大的新技术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但也伴随着风险，需要建立以国际协调为核心的治理框架。

气候变化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挑战。它已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推到了国际议程的首位。新冠疫情也凸显了全球集体行动在应对跨越国界的共同挑战方面的作用。当前的多边发展架构主要围绕国家层面的参与而设计。维护全球公域并非其最初设计的主要内容，但现在必须成为其使命的核心。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时刻，需要对多边主义进行大胆的重新构想——建立一个能够应对当今挑战、反映当代经济和地缘政治动态的多边体系。仅仅修复遗留机构可能已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思考，哪些机构可能已经失去作用，应该被淘汰，以及可能需要哪些新的机构形式。多边体系各个部分的改革必须以对多边主义及其重点和结构的全新、总体愿景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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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们对多边主义的看法多种多样，有的扩张主义，有的简约主义。显而易见的是，面对当今的政治现实，多边主义必须更加聚焦于真正需要全球集体行动的领域，例如全球公共产品和反对以邻为壑政策的核心原则——气候保护、全球公共卫生、全球金融稳定、国际贸易和金融基本规则以及人工智能安全。

必须重新思考多边主义的制度架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是否可以重新定位，专注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还是需要建立新的机构。世贸组织作用的削弱提出了世界贸易治理应如何演变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碎片化的贸易体系中。碎片化也给支撑全球金融稳定的机构和框架带来了类似的问题。在大国争夺技术优势的环境下，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一个贯穿各领域的改革问题是，如何重新定义多边机构的治理，使其更能代表当今世界，并增强其合法性，从而提高其有效性。

近年来，世界正从全球性机构转向其他安排，从双边机制到由地区国家或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各种诸边组织。展望未来，这种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机构安排发展的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推动竞争大国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设计这种多变的机构格局，以确保各国有能力共同应对未来的共同挑战。

多极世界将呈现如下特征：民族主义愈发强势，政策范式也不断变化，各国之间的偏好和政策差异性将进一步增强。合作可能更多地基于共同利益而非共同价值观。这些动态意味着，多边框架虽然以商定的核心原则为基础，但也需要更加灵活，为国家政策留出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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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改革的一个重要补充是在国家层面更好地管理全球互联互通。各国必须更好地管理其经济内部必要的结构调整，特别是应对其分配后果。未能应对这些后果并缓解经济和社会调整的压力，是引发公众对国际一体化及其相关机构强烈反对的关键因素。

在多边主义陷入危机、地缘政治形势严峻的当下，对多边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或许显得艰巨。但俗话说，危机是可怕的，不容浪费。“联合国80周年”是国际社会致力于重塑和振兴21世纪多边主义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