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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十四）
日期：2025-12-04 作者/来源：科睿研究院


书籍介绍



我们很高兴代表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成员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mier Papava）教授向大家翻译及分享他的最新学术著作《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


本书是一本探讨经济学前沿问题的论文集，其研究范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的限制，聚焦于那些非平凡且极具争议的议题。书中不仅为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危机进行了辩护，还提出了诸多克服危机的创新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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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拉基米尔・帕帕瓦 (Vladimer Papava)


译者：吴家睿（Raymond J. Wu）、张文闻（Wenwen Zhang）、吕俊成（Juncheng Lyu）


编辑：科睿研究院秘书处、科睿青年学社团队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所有。中文翻译由科睿研究院完成，在此特别感谢李彦蓉和吴夕源在文字翻译与编辑工作中提供的支持与协助。


为方便读者查阅与引用，本书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和索引（Index）部分保留英文原文，其余部分则译为中文。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在作者的正式授权下，结合中文语境，对部分表述进行了适度的润色与调整，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与可读性。


本书之译本仅供学术研究与学习使用，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如对原著或译本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联系科睿研究院秘书处：academy@ker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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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TROECONOMICS TO SANCTIONOMICS:

ESSAYS ON UNCONVENTIONAL ECONOMICS


Copyright © 2024 Vladimer Papav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by any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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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6632-6577-7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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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niverse rev. date: 11/27/2024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序言+导论文章）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一）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二）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三）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四）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五）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六）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七）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八）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九）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十）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十一）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十二）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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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AY 14 再谈现代经济中的“僵尸”[1]







14.1 导言


COVID-19 大流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其中，经济的僵尸化现象（Upadhyay, Baag 2023）愈发显著，并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征。


本文旨在探讨当代经济中僵尸化进程的若干新表现及其内在机制。


[1] Essay 14是基于Papava (2023a, 2023b)的研究。



14.2 正统和异端僵尸经济与奥利维拉——坦齐效应（Olivera-Tanzi Effect）


在 COVID-19 大流行、俄乌战争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背景下，高通胀已成为全球性经济问题（如 Baker 2022；Clarida 2023；Papava 2022；Rodrik 2022）。普遍观点认为，高通胀终结了金融“僵尸”的“死亡黎明”，并有助于削弱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赖以存在的基础（Roubini 2022）。


然而，在我看来，摆脱经济中的“僵尸”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仅凭高通胀并不足以解决。要理解这一问题，首先需明确所讨论的是哪一类经济“僵尸”，这也是本节分析的核心。


通常，僵尸企业被定义为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亏损、资不抵债，却依然运营的企业（Mohrman, Stuerke 2014）。实践中，“较长时期”一般指债务的利润覆盖率低于 1 且持续三年（GS 2022）。


那么，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僵尸经济运行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特殊支持，使资不抵债的企业得以存续。这种支持的方式包括：为企业提供政府财政担保（以便其从银行获得新贷款）、通过财政援助计划直接提供资金，以及放松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Schepens et al. 2020）。


在这些支持措施中，政府财政担保尤为重要。历史经验表明（见 5.2，论文 5），这是僵尸企业产生的关键特征。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金融危机期间（Hoshi 2006），僵尸企业正是通过政府担保，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Hoshi, Kashyap 2005）。银行之所以愿意向这些资不抵债的企业放贷，正是因为有政府担保（Smith 2003）。由此，银行体系中出现了僵尸银行，并与僵尸企业共同构成了僵尸经济（Kane 2000）。


出于防止此类企业破产的考量，政府向僵尸企业提供财务担保，因为企业一旦破产，其员工可能因失业而失去投票权，从而影响政治选举结果。这种旨在形成并维系僵尸经济的做法，在某些国家至今仍被沿用。基于这一模式，僵尸经济最早在其历史发源地日本出现。为更清晰地表述，这种被称为“日本起源”的僵尸经济，其核心特征在于政府通过财务担保扶持无力偿债的企业，应当命名为“正统僵尸经济”（Papava, V. 2023a）。


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僵尸化”现象几乎在全球范围内蔓延（Desjardins & Emerson, 2011；Harman, 2009；Onaran, 2012；Quiggin, 2010）。危机过后，企业与银行的僵尸化进程并未停止，反而逐渐演变为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Krugman, 2020）。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这一问题愈加严重（Donnan 2020；Lee, Contiliano 2020；Schepens et al. 2020；Zingales 2021）。这并不意外，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Papava 2020a）促使各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Hoshi et al. 2023；Stiglitz 2020），反而催生了新一轮经济僵尸化（Papava 2020b）。


与 2008–2009 年危机类似，在疫情危机与后危机时期，僵尸经济形成和维系的手段出现了变化：政府通过财政援助计划直接补贴企业（Song et al. 2021），中央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放松了对银行的监管（Lenzu et al. 2021）。研究表明，低利率与僵尸企业数量的增加存在直接联系（Blažková, Chmelíková 2022）。


这一机制催生了另一类僵尸经济，与正统僵尸经济有本质区别。即——那些依赖政府直接财政补贴和/或极低（甚至负）银行贷款利率而存续的企业与银行。为区分起见，本文将其称为异端僵尸经济（Papava, V. 2023a）。


需要指出的是，在高通胀条件下，正统与异端僵尸经济的命运存在显著差异。为抑制高通胀并恢复物价稳定，央行往往会提高利率，导致偿债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僵尸经济的终结（Roubini 2022）。从逻辑上讲，这一机制只对完全由于银行低利率而存在的异质僵尸银行和相关僵尸企业有效。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判断有一个弱点，因为财务 “健康 ”的公司也会利用银行贷款的低利率，这些公司在与僵尸公司的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Schaaf, Bindseil 2020）。


高通胀如何能够消除“正统僵尸经济”，以及依赖国家预算补贴而存在的部分“异端僵尸经济”？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引入奥利维拉–坦齐效应（Olivera, 1967；Tanzi, 1978；Tanzi, ed., 1984）加以考察。


该效应指，在高通胀下，纳税人倾向于推迟缴税，以利用货币贬值获得收益。由于税法规定部分税款在下一年缴纳，且上一年的税额固定不变，高通胀造成了物价上涨与税收增长之间的时间滞后。同时，政府在高价环境下进行公共采购的成本上升，使得财政压力加剧。


奥利维拉–坦齐效应在高通胀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纳税人倾向于推迟向国家预算缴纳税款。这是因为在高通胀环境下，货币持续贬值，纳税人可通过延迟缴税获得实际收益。税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行为：部分税种按照法律规定，应在次年缴纳上一年度的税款，而这些税额在确定时已固定，不会随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因此，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税收收入的增长将出现暂时的滞后。换言之，物价上涨与国家预算税收增加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差。


因此，在奥利维拉–坦齐效应作用下，高通胀导致政府预算收入增长滞后，削弱了政府补贴僵尸企业的能力。这对依赖补贴和低利率的异端僵尸经济是严重威胁。然而，正统僵尸经济由于依赖政府担保贷款，其存续更具韧性，因为这些担保在企业违约前不会立即转化为财政负担。


由此可见，无论僵尸企业是依靠政府补贴，还是依赖低利率银行贷款，高通胀都将成为“异端僵尸经济”存在的重大障碍。


“正统僵尸经济”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奥利维拉–坦齐效应导致的高通胀下，尽管国家预算收入的增长会出现暂时滞后，但在政府担保之下，僵尸企业对僵尸银行所欠的债务并不会立即偿还——只有当这些企业无力履行债务时，政府才会履行担保义务。


因此，在高通胀条件下，比较奥利维拉–坦齐效应引发的预算收入时滞、政府担保实际支付的时滞，以及僵尸企业对享有政府担保的银行所欠债务的覆盖比例，对于理解正统僵尸经济的运作至关重要。正因如此，正统僵尸经济对高通胀的抵御能力远强于异端僵尸经济（Papava, V. 2023a）。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僵尸经济，尤其是正统僵尸经济，并非一种货币现象。Schaaf 和 Bindseil（2020）尽管基于与本研究不同的理由，却在稍早之前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要彻底消除僵尸经济，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其中有效的破产立法将发挥关键作用（见 6.4 节，论文 6）。换言之，高通胀可能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部分僵尸银行和僵尸企业（且并非所有此类机构都具有异端起源），但原则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僵尸经济的清除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或金融危机期间，动用破产立法机制既不适宜，也不可行；破产工具的最佳使用时机是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Papava, G. 2023）。




14.3 当 “僵尸经济 ”逐渐取代 “经济人”


僵尸经济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见 5.2，论文 5），因此被认为具有“日本根源”（Hoshi 2006）。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期间，僵尸化现象蔓延至美国（Willie 2008）及其他国家，并最终形成全球规模（如 Harman 2009）。危机过后，经济僵尸化并未消退，反而持续发展（Krugman 2020）。如前所述（见 11.5，论文 11），在 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期间，僵尸化问题更为突出（Zingales 2021）。


依赖政府财政担保、直接财政支持（补贴）以及低利率信贷的资不抵债部分——即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得以长期存续（Schepens et al.）。国际经验表明，僵尸经济的产生往往由金融危机触发，但即便在非危机时期，其存续也未必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见 14.2，Essay 14）。


僵尸经济形成与运作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出于防止大规模破产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因破产导致的失业潮而失去选票，选择向僵尸经济提供财政支持。基于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动机，便形成了延续僵尸经济的制度化路径（Nelson, Winter 1982）。与其通过破产机制彻底清理，不如维持资不抵债的企业与银行的存续，对政府而言更具短期利益（Papava, V. 2023b）。


换句话说，当 “公司——银行——政府 ”这个 “三角 ”中每个角色的利益都与其他角色的利益一致时，支撑僵尸经济的常规就在这个 “三角 ”中形成了（e.g., Lopez 2023; Yang et al. 2023）。


换言之，当“企业—银行—政府”这一三角关系中的各方利益相互契合时，维持僵尸经济的惯性机制便在这一三角结构中固化（如 Lopez 2023；Yang et al. 2023）。这种惯性运行方式，即“僵尸套路”，是僵尸经济的生存方式：僵尸企业、僵尸银行与僵尸化政府相互依存（Papava, V. 2023b）。


僵尸经济运行的方式，即“僵尸套路”，是僵尸经济的生存方式：僵尸企业、僵尸银行与僵尸化政府相互依存（Papava, V. 2023b）。


谁是僵尸经济的载体？在回答这一问题前，不妨回顾经济学的经典设定：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一理论模型是“纯经济学的基石”（Bee, Desmarais-Tremblay 2023）。


既然僵尸经济是一种被人为维系的“死经济”，那么活生生的“经济人”显然无法成为其运行的载体。从逻辑上推导，这一角色只能由在僵尸经济中运作的“僵尸经济人”担任（见 5.5，论文 5）（Papava 2008）。


经济人与僵尸经济人都在经济体系中活动，但二者差异显著：


首先，与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提升的经济人不同，僵尸经济人仅以维持生存为目的。

其次，僵尸经济人只存在于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之中，在财务健康的企业与银行中无立足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机构中，僵尸经济人与经济人可以并存。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存在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时，这意味着僵尸经济人已经在该国政府中发挥作用。事实上，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本身，就表明政府中的僵尸经济人的力量往往强于经济人（Papava, V. 2020b）。


此外，僵尸“病毒”还可能由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向财务健康的企业与银行蔓延。如果政府内部同时存在僵尸经济人与经济人，这种传染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因此，非常规经济学在研究经济中“人”的因素时，不应仅限于经济人及其各类改进模型，更应重视对僵尸经济人现象的探讨。该研究的核心方向，应当是如何限制僵尸经济人的影响范围，并最终将其从经济体系中清除。




14.4  结论


COVID-19 之后以及俄乌战争期间的高通胀（叠加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推动银行贷款利率上升，表面上似乎预示着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的消亡。然而，现实中，高通胀的冲击仅能有效削弱依赖低利率贷款存续的那部分僵尸经济，即异质僵尸经济；而以政府融资担保为支撑的正统僵尸经济，其存续并不直接取决于通胀水平。


在高通胀环境中，奥利维拉–坦齐效应对正统僵尸经济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在政府财政收入时滞与公共支出压力并存的情形下，更能体现其制度性韧性。总体而言，僵尸经济并非单纯的货币现象，其生成与持续涉及更为复杂的财政、制度与政治因素。


现代僵尸经济的另一重大风险在于，“僵尸经济人”（zombie economicus）在体制与实践中凌驾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之上。在这种格局下，僵尸化不仅渗透经济体系，更可能导致政府本身的僵尸化。




关于作者



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经历。他是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Fellow（社会科学部）与科睿研究院学术委员，同时也是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帕帕瓦教授还担任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兼总秘书长。


帕帕瓦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应用经济学、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经济学。他创立了“死亡经济学”的概念，作为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逆经济学”理论，用以解释技术落后的经济现象。此外，他还建立了拉弗-凯恩斯综合模型，并制定了消除经济增长指标中的追赶效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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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涯方面，帕帕瓦教授曾担任格鲁吉亚经济部长，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经验。他还曾担任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校长，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他的研究不仅关注理论创新，还致力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如全球化转型、大规模经济制裁的经济外部性，以及中高加索-亚洲地缘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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