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底，各大权威词典的年度词汇评选都会成为舆论焦点。这些被选中的词汇如同语言的时间胶囊，浓缩着一整年的社会情绪、文化趋势与时代痛点。

2025年的年度词汇阵列格外引人深思，从澳大利亚《麦考瑞词典》的AI泥浆到《剑桥词典》的parasocial，从《牛津词典》的rage bait到Dictionary.com充满争议的6-7，看似零散的词汇背后，却浮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务副主任罗杰·J·克洛伊茨的论断或许点破了本质，这些词汇的共同点，正是日益盛行的数字虚无主义。当网络虚假信息泛滥、AI生成内容充斥角落、学术研究陷入数量迷思，我们正在数字世界中遭遇意义与确定性的双重缺失，这种集体焦虑正通过一个个年度词汇悄然释放。

2025年的年度词汇几乎都带有鲜明的数字印记，它们或直指数字内容的质量危机，或揭露网络交往的情感错位，或映射信息传播的伦理困境，共同勾勒出数字虚无主义的表象。

澳大利亚《麦考瑞词典》将AI泥浆选为年度词汇，给出的定义精准指向生成式AI产生的低质量内容，这类内容常常包含错误，且并非用户主动要求。

这一由英国程序员西蒙·威利森和科技记者凯西·牛顿在2024年推广开来的词汇，被委员会视为高级版网络垃圾，它们通用、无灵魂且无比泛滥。委员会的感慨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近年来人们学会了成为搜索工程师寻找有意义的信息，现在却必须成为提示工程师，才能穿过AI泥浆。

更值得警惕的是，委员会发出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那些摄取并吐出这些内容的人，是否很快就要被称为AI泥浆人，这背后是对人类被低质量数字内容同化的深层担忧。欧洲新闻网的报道更是直接点出，AI泥浆贯穿2025年互联网每个角落，而人们也因此越来越像行尸走肉，这个词反映的正是人们对毫无意义的AI生成内容的广泛焦虑，以及对如何评估网络信息的集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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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AI泥浆聚焦于数字内容的质量崩塌，《剑桥词典》选出的年度词parasocial则揭示了网络交往中的情感异化。这个指代人们对根本不认识的名人、影视角色甚至人工智能产生情感连接的词汇，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对称的关系。

这种关系源于公众对名人及其生活的迷恋，而这种兴趣在2025年达到了新的高度。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与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订婚时，网上parasocial的搜索量猛增，许多粉丝的反应就如同自己的挚友或亲人宣布结婚一样，这种情感投射的错位正是拟社会关系的典型表现。

事实上，这一术语早在1956年就已诞生，用来描述人们对表演者产生面对面关系的幻觉，而当这种关系的对象变成聊天机器人时，它可能变得更加诡异甚至危险。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人们与真实人际关系的连接逐渐弱化，转而在虚拟的情感投射中寻找慰藉，这种情感的虚无化正是数字虚无主义的重要表征。

《牛津词典》选出的rage bait则将矛头指向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伦理。这个被定义为故意设计为激发愤怒或愤慨的网络内容，核心目的就是提高网页或社交媒体流量或互动。它既是政治极化的结果，又反过来助长了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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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发布rage bait的人往往缺乏同理心，他们将他人的情绪视为可被利用甚至获利的资源，这恰恰体现了注意力经济最阴暗的一面。在流量至上的逻辑下，愤怒成为最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的情绪，各类刻意制造对立、放大矛盾的内容在网络上肆意传播，原本用于促进交流的数字平台，逐渐沦为情绪宣泄的角斗场。这种通过消耗公众情绪获取利益的模式，进一步消解了网络空间的理性与善意，让人们在无休止的愤怒循环中陷入意义迷失。

最能体现数字虚无主义荒诞性的，莫过于Dictionary.com选出的年度词汇6-7。这个被网站编辑描述为无意义、无处不在且荒诞的词汇，因美国说唱歌手Skrilla今年初发行的单曲《Doot Doot (6-7)》而走红。面对公众对其含义的追问，Skrilla明确表示自己从没给它真正定义，现在依然不想给。

图自Dictionary.com

即便如此，6-7的在线搜索量在夏季期间仍急剧上升，自6月以来增长了六倍，且至今未放缓。有趣的是，许多学校的教师们已经禁止学生使用该词，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无意义词汇的传播力。Dictionary.com表示，他们寻找的是那些影响人们彼此交谈和在线交流方式的词语，6-7显然符合这一标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毫无明确含义的词汇却能引发全民追捧，这本身就是数字虚无主义的生动注脚，当有意义的内容被海量信息淹没，无意义的符号反而成为人们表达自我的工具。

数字虚无主义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大众的网络生活，更渗透到了本应追求真理与严谨的学术领域，尤以人工智能研究为甚。

2025年引发广泛争议的朱凯文事件，正是这一领域乱象的集中爆发。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获得学士学位的朱凯文，经营着一家名为Algoverse的公司，该公司为高中生提供人工智能研究和指导，而他过去两年发表的113篇关于人工智能的学术论文中，有89篇将于本周在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会议之一上发表。

朱凯文（Kevin Zhu）目前经营着一家名为Algoverse的公司，该公司为高中生提供人工智能研究和指导。图片：Cavan Images/Alamy

在他的领英个人资料中，他宣称自己在过去一年发表了100多篇顶级会议论文，这些论文已被OpenAI、微软、谷歌、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等机构引用。然而，这样的高产神话却遭到了学界的强烈质疑。

伯克利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哈尼·法里德在一次采访中直言朱的论文是一场灾难，他表示自己相当确信，这些论文从头到尾完全就是凭感觉编码。法里德在最近的LinkedIn帖子中提到了朱的大量出版物，这一话题迅速引发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对其他类似案例的讨论。

他们普遍认为，这个新兴的热门学科正面临着大量低质量研究论文涌现的危机，而这一危机的背后，是学术压力以及人工智能工具的不当使用。面对质疑，朱凯文回应称自己指导了这131篇论文，这些论文都是由他所在的公司Algoverse运营的团队项目。该公司向高中生和本科生收取3325美元，提供为期12周的精选在线指导服务，其中包括帮助学生向学术会议提交论文。

他表示自己会帮助审查提案中的方法论和实验设计，并在提交之前阅读并评论完整的论文草稿，涉及特定主题的项目还会有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首席研究员或导师参与。在被问及论文是否由人工智能撰写时，朱凯文称团队使用了标准的生产力工具，例如参考文献管理工具、拼写检查工具，有时还会使用语言模型进行文字编辑或提高清晰度。

朱凯文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争议，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独特的评审标准。与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严格的同行评审流程不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通常以较为非正式的方式在诸如NeurIPS等大型会议上发表。

而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些会议正面临着投稿数量激增的困境。NeurIPS今年收到了21575篇论文，而2020年还不到1万篇。

另一项顶尖的人工智能会议国际表征学习会议报告称，其2026年会议的投稿量增长了70%，接近2万篇，而2025年会议的投稿量仅略高于1.1万篇。投稿量的暴增直接导致了评审质量的下降，审稿人抱怨论文质量差，甚至怀疑有些论文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中国科技博客36氪在11月一篇关于国际表征学习会议的文章中问道，为什么这场学术盛宴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并指出审稿人给论文的平均分逐年下降。

雪上加霜的是，学生和学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发表大量论文以跟上同行的步伐。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一年内发表两位数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已属罕见，更遑论三位数。

法里德表示，有时他的学生会操纵论文，以提高发表数量。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副教授杰弗里·沃林也证实，NeurIPS会对提交的论文进行评审，但其流程远比标准的科学同行评审快速且不够严谨。今年，该会议大量聘用博士生来审核论文，一位领域主席表示这影响了评审流程的公正性。

沃林透露，现实情况是会议审稿人经常需要在短时间内审阅几十篇论文，而且通常很少或根本没有修改的机会。他也曾遇到过一些作者一年发表超过100篇论文，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正在侵蚀学术研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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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verse的常见问题解答页面更是直白地表示，该公司项目帮助申请者提升未来的大学或职业前景，在这里获得的技能、成就和发表的论文在学术界备受推崇，确实可以增强大学申请或简历。这种将学术研究异化为升学求职工具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领域内的浮躁风气。

法里德对此痛心疾首，他现在甚至建议学生不要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因为该领域已经陷入疯狂，很多人为了改善自己的职业前景而发表了大量低质量的作品。他坦言，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跟不上进度，没法发表文章，没法做出好作品，也没法认真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领域并非没有优秀的成果涌现。谷歌关于Transformer模型的论文注意力机制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取得进展的理论基础，最终催生了ChatGPT，该论文于2017年在NeurIPS会议上发表。

NeurIPS的组织者也承认会议面临压力，他们表示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导致论文投稿数量显著增加，对同行评审论文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这给评审系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对于朱凯文的论文，组织者解释称其主要投稿至NeurIPS内部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遴选流程与主会议不同，通常是早期研究人员展示其研究成果的地方。但法里德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能发表超过100篇论文，更不认为这是把名字署在100篇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贡献的论文上的有力理由。

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据《自然》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国际表征学习会议的审稿人使用人工智能来审阅大量投稿，结果导致出现了看似凭空产生的引用和非常冗长，充斥着大量要点的反馈。这种评审方式的异化，进一步降低了学术评价的可信度。衰退感如此普遍，以至于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本身已成为论文的主题。

2025年5月，三位韩国计算机科学家撰写的一份立场文件针对论文投稿数量激增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人们对审稿质量和审稿人责任日益增长的担忧提出了解决方案，并在2025年国际机器学习大会上荣获杰出论文奖。

与此同时，大型科技公司和小型人工智能安全组织现在更倾向于将研究成果发布在arXiv上，该网站曾经专门用于发布浏览量很少的数学和物理论文预印本，如今却充斥着以科学名义呈现但不受审查标准约束的研究成果。

法里德表示，这样做的代价是几乎不可能了解人工智能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无论是记者、公众，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作为普通读者，你根本没有机会去理解科学文献中的内容。他无奈地表示，现在想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其实并不难，只要写一些质量很差、很糟糕的论文，然后带着它们去参加会议就行了。但如果想认真、仔细地做研究，就会处于劣势，因为你实际上被单方面剥夺了能力。

从大众网络生活的年度词汇乱象到学术领域的研究质量崩塌，数字虚无主义的蔓延并非偶然，而是算法逻辑与注意力经济双重作用的必然结果。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数字时代，流量至上的原则主导着各类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而算法则成为这一逻辑的忠实执行者，两者共同构建了一个消解意义、放大虚无的数字生态。

注意力经济的核心是将人类的注意力转化为商业价值，在这一逻辑下，内容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意义与质量，而是取决于其吸引注意力的能力。rage bait的流行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这类故意激发愤怒情绪的内容，之所以能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愤怒是最容易引发互动、带来流量的情绪之一。发布者深知这一点，他们刻意制造对立、散布谣言、放大矛盾，将公众的情绪视为获利的工具。

牛津语言出版社社长卡斯帕·格拉斯沃尔就指出，过去互联网的重点在于通过激发好奇心来吸引注意力，从而换取点击量，而现在策略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劫持和影响人们的情绪以及反应方式。

这种转变背后，是注意力经济的不断升级，也是对人性弱点的精准利用。去年的关键词脑力衰退捕捉了无休止刷屏带来的精神损耗，而rage bait则揭示了那些精心炮制、旨在激起众怒、吸引点击的内容，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循环，愤怒引发互动，算法放大这种互动，而持续不断的曝光最终导致精神疲惫，在这样的循环中，人们逐渐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陷入情绪的漩涡，意义感也随之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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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为了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和互动频率，算法往往会优先推荐那些具有强情绪冲击力、争议性强的内容，而那些有深度、有价值但缺乏即时吸引力的内容则被边缘化。

AI泥浆的泛滥就与算法的推荐机制密切相关，生成式AI能够快速生产大量低质量内容，这些内容虽然缺乏实质意义，但却能满足算法对更新频率和数量的需求，从而获得更多的推荐机会。

久而久之，互联网空间就被这些无意义的内容充斥，形成了所谓的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用户被困在算法营造的单一信息环境中，难以接触到多元、有价值的信息，意义的获取变得愈发困难。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的自动化推荐还加剧了信息的同质化，进一步削弱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让数字虚无主义的蔓延有了更肥沃的土壤。

AI技术的不当使用则进一步加剧了数字虚无主义的危机。一方面，生成式AI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使得大量低质量、无意义的内容能够轻易进入网络空间，AI泥浆的泛滥就是最直接的体现。这些内容不仅浪费了人们的注意力，更混淆了信息的真伪，让人们难以分辨哪些信息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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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AI技术在学术领域的滥用也破坏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朱凯文团队使用语言模型进行文字编辑或提高清晰度，虽然看似只是辅助工具的使用，但在追求数量的压力下，这种辅助很可能演变为直接生成，导致论文质量的大幅下降。更严重的是，审稿人使用人工智能来审阅大量投稿，使得评审过程失去了应有的严谨性，出现凭空产生的引用和冗长无意义的反馈，这不仅损害了学术评价的公正性，更让学术研究陷入了虚无的狂欢。

6-7这类无意义词汇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们对数字虚无主义的一种被动回应。在信息过载、意义消解的数字环境中，人们逐渐丧失了对复杂意义的表达与理解能力，转而使用这种无意义、荒诞的符号来进行交流。

对于使用6-7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词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不可定义性，它可以用来回答几乎任何问题，配合着标志性的手势，成为圈层内的连接符号。这种用无意义来对抗无意义的方式，看似是一种自我调侃，实则反映了年轻人在数字时代的迷茫与无助。当有意义的交流变得困难，当真实的连接逐渐弱化，无意义的符号就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这正是数字虚无主义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它正在悄然重塑人们的交流方式与思维模式。

2025年的一系列年度词汇与AI学术领域的乱象，共同揭示了数字虚无主义的蔓延之势。从AI泥浆到rage bait，从parasocial到6-7，从朱凯文的高产神话到学术会议的评审危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意义逐渐消解、确定性不断丧失的数字世界。在算法逻辑与注意力经济的双重绑架下，我们被海量的无意义内容包围，被虚假的情感连接裹挟，被数量至上的浮躁风气影响，数字虚无主义正在悄悄侵蚀着我们的生活与思维。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接受。面对数字虚无主义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在数字洪流中寻找意义的锚点。对于个人而言，我们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学会分辨信息的真伪与价值，不被算法和流量裹挟，主动选择有意义、有深度的内容进行消费。

同时，我们也需要回归真实的人际关系，减少对虚拟情感连接的依赖，在真实的互动中寻找情感的慰藉与意义的支撑。对于学术领域而言，需要重建严谨的评审机制，强化对研究质量的重视，遏制重数量轻质量的浮躁风气，让学术研究回归追求真理的本质。对于平台与企业而言，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减少低质量、无意义内容的传播，营造健康的数字生态。

数字技术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它既能为我们带来便利与进步，也可能让我们陷入虚无与迷茫。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守住意义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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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年度词汇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数字虚无主义的蔓延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时代问题。唯有主动觉醒，积极作为，我们才能在数字洪流中不迷失方向，在技术驱动的世界中守住人性的温度与意义的光芒。毕竟，无论是数字世界还是现实生活，意义的追寻始终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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