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科睿研究院第662篇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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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类活动空间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重叠区域不断扩大，城市环境中频繁出现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场景。清晨时分，城市街巷的绿化带中常可见到野猪翻找食物的踪迹；傍晚时段，居民在公园活动时，亦可能与集群活动的野猪不期而遇。此类动物既非人工驯化的宠物，也非受控养殖的物种，而是借助城市生态缝隙悄然入侵、逐步在城市空间中定居的野猪种群。在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该类人兽互动场景已成为城市常态，野猪的入侵不仅打破了城市原有的生态与社会秩序，更意外引发地方政治层面的争议与博弈，将一场表面上的人兽冲突，转化为检验城市治理体系有效性与应对能力的复杂议题。
城市化的脚步从未停歇，我们总以为城市是人类专属的家园，却忽略了自然与城市的边界早已变得模糊。随着城市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加速，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不断压缩，越来越多的物种开始主动或被动地闯入人类生活空间，形成了独特的城市人兽互动图景。这种互动并非只有温情，当野猪啃食农作物、破坏公共设施、引发交通事故，甚至威胁居民人身安全时，原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便会演变为紧张的冲突。
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人兽冲突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生态学和野生动物管理层面，比如如何控制野猪数量、如何防范其造成的危害。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场冲突背后，还缠绕着个人认知、文化差异和地方政治的复杂丝线。海法市的野猪危机，恰恰为我们揭开了这层神秘面纱——城市里的人兽互动，从来都不只是人与动物的较量，更折射出地方治理的短板、政治态度的分歧，以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
我们以海法市为样本，通过长达四年的纵向研究，探究了野猪、居民、市政府与地方政治之间的动态关系，试图解答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同样是野猪闯入城市，不同居民对其危害的感知截然不同？而这种感知差异，又如何影响地方政治和城市治理？这场发生在海法的“野猪风波”，或许能为全球所有面临同类问题的城市，提供一份宝贵的参考。
面对同样的野猪侵扰，有人泰然处之，甚至觉得它们是城市里的“自然调味剂”；有人却忧心忡忡，时刻担心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将其视为“城市隐患”。这种截然不同的感知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个人特征和文化背景之中，悄悄影响着人们对野猪危害的判断。
在海法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女性、长期居民和宗教信仰较深的人，往往更倾向于认为野猪具有较大危害。这背后，是不同群体对“脆弱性”的不同认知。从生理层面来说，女性通常被认为体力相对较弱，与野猪意外相遇时，更容易产生恐惧心理，担心受到人身伤害；而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面对潜在威胁时，自我保护能力相对不足，也会更倾向于放大野猪的危害。不过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并未发现年龄本身与感知危害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也说明，对危害的感知，更多是源于“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心理暗示，而非年龄本身。
研究方法图示
为人父母者原本被认为会因担心孩子安全而更关注野猪危害，但研究结果却显示，父母身份对感知危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海法市的野猪虽然频繁出现，但直接攻击人类的案例较少，加上家长们对孩子的看护较为细致，使得这种担忧没有转化为强烈的“危害感知”。
与之相反，长期居住在海法的居民，对野猪危害的感知更为强烈。这是因为，长期居民对城市空间有着更强的归属感和依恋感，野猪的闯入的破坏，不仅是对生活环境的干扰，更是对他们“城市主人”身份的一种挑战，这种心理层面的抵触，会让他们更容易放大野猪的危害。
文化和宗教因素，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对野猪的态度。海法市居住着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其中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将野猪视为不洁之物，禁止食用其肉类。对犹太人来说，野猪还象征着“混乱”，会威胁到他们的文化象征性边界。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排斥，使得这两个群体的居民，更容易对野猪产生负面印象，进而认为其具有较大危害。而世俗居民由于没有这种宗教和文化束缚，对野猪的接受度相对较高，感知到的危害也相对较弱。
此外，这种对野猪危害的感知，还与一种被称为“生态焦虑”的现象有关。在人类世背景下，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往往会引发人们对“生态失衡”的担忧，这种担忧会进一步转化为对“危害”的感知。当野猪频繁出现在城市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野生动物，更是生态环境变化的“信号”，这种信号引发的焦虑，会让他们更容易将野猪与“危害”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个人与文化特征是“内在因素”，那么与野猪的接触频次，就是影响危害感知的“外在关键因素”。我们的研究明确显示，居民在城市空间中遇到野猪的次数越多，就越会认为这些互动会造成伤害，这种关联具有极强的显著性，也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接触越频繁，了解越深入，潜在的风险感知也会随之提升。
海法市的野猪之所以会频繁与居民相遇，与城市发展和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海法市位于卡梅尔山坡上，这座山原本拥有茂密的地中海森林，是野猪等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但随着城市扩张，尤其是卡梅尔隧道建设期间的地下爆破和挖掘工程，极大地破坏了野猪的栖息地，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来自原苏联的移民移居海法，他们有给流浪猫留食物的传统，这些食物也间接吸引了野猪下山觅食。这两个因素叠加，使得海法市的野猪数量不断增加，活动范围也逐渐从山林扩展到城市街区。
如今，在海法市的八个区，居民都有可能遇到野猪。它们会在小区绿化带翻找垃圾，在公园草坪上觅食，甚至会闯入居民的庭院，啃食农作物和花卉。这种频繁的接触，让居民们不得不直面野猪带来的困扰：垃圾被翻得满地都是，公共设施被破坏，部分居民的财产受到损失，偶尔还会发生野猪与车辆相撞的交通事故。虽然这些困扰大多没有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但频繁的干扰，会逐渐消磨居民的耐心，让他们对野猪的负面印象不断加深。
更重要的是，频繁与野猪相遇，会加剧居民“地方感的侵蚀”。所谓“地方感”，就是人们对自己居住的空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野猪频繁闯入，居民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空间被“侵犯”，原本安全、有序的城市环境变得“混乱”，这种对生活空间的失控感，会让他们更容易感知到“危害”。
比如，原本可以安心散步的公园，因为频繁出现野猪，居民会担心意外相遇而不敢前往；原本干净整洁的小区，因为野猪翻找垃圾而变得脏乱，居民会因此感到不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困扰，积累起来就会形成强烈的“危害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海法市不同区域的居民，遇到野猪的频率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危害感知方面，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这说明，影响危害感知的，不仅仅是“相遇频次”，还有其他因素的叠加作用。
野猪母亲与她的幼崽，图自unsplash
比如，一个区域虽然相遇频次不高，但居民的宗教信仰较深、对城市治理不满，也可能会感知到较强的危害；而另一个区域虽然相遇频次较高，但居民的世俗化程度高、对城市治理较为满意，感知到的危害也可能相对较弱。这也进一步证明，城市人兽冲突中的危害感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相遇次数多”。
在海法的野猪危机中，最令人意外的是，这场看似简单的人兽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充满政治色彩的地方治理博弈。我们的研究发现，地方政治因素，是影响居民感知野猪危害的核心因素之一，而居民的危害感知，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政治的走向，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
首先，对地方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度，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野猪危害的感知。那些没有投票支持现任地方政客，或者不认可现任领导的居民，更有可能对当前的市政政策感到失望，进而将野猪问题视为“治理失败”的表现，最终放大对危害的感知。
在海法市，这种关联尤为明显。2018年，埃纳特·卡利什—罗滕当选海法市市长后，立即做出了停止捕杀野猪的决定，这一政策转变，成为了海法野猪危机的“转折点”。停止捕杀后，野猪数量进一步增加，人兽冲突也日益加剧，市政热线接到的投诉激增，媒体报道也越来越多。那些原本就不支持卡利什-罗滕的居民，纷纷将矛头指向她，认为她的政策“无能”，无法保护居民的安全和利益，这种对领导人和政策的不满，让他们更容易感知到野猪的危害。
而在2024年的市政选举中，前市长约纳·亚哈夫以“90天内解决野猪问题”为竞选承诺，最终击败卡利什-罗滕当选，这也足以说明，野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地方选举的重要因素。
其次，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导致了居民对野猪危害的感知不同。我们的研究发现，持右翼政治意识形态的居民，更倾向于将城市中的野猪视为“入侵者”，而非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感知到的危害也更强。这与右翼意识形态的核心观点密切相关——右翼往往强调“领土控制”“秩序”和“安全”，对“外部威胁”有着更强的警惕性。在他们看来，野猪的闯入是对城市秩序的破坏，是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因此必须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甚至捕杀，来消除这种威胁。
而左翼居民则更倾向于“人与自然共存”，认为野猪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应该通过温和的方式进行管理，而非简单捕杀，因此他们感知到的危害相对较弱。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野猪问题不仅成为了治理问题，更成为了不同政治群体博弈的“工具”。
野猪与城市中的车灯，图自unsplash
对地方治理的评价，更是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危害感知。良好的地方治理，通常体现在政策有效、公共服务优质、市政响应及时等方面。而那些对地方治理评价较差的居民，会对地方机构调节环境冲突的能力缺乏信任，他们会将市政部门在野猪问题上的不作为，解读为“治理失败”的表现，这种不满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对危害的感知。在海法市，野猪问题之所以会演变成治理危机，核心就在于市政部门与自然和公园管理局之间的“管辖权模糊”。
自然和公园管理局负责自然空间和野生动物，而市政府负责城市空间，当野猪从自然空间迁移到城市空间时，双方的管辖权出现重叠和空白，导致管理措施无法有效落实。这种治理上的漏洞，让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降，进而放大了对野猪危害的感知。
此外，政治参与度和激进主义，也会加剧居民对野猪危害的感知。那些对地方治理不满、又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居民，更有可能将野猪问题作为“推动政策变革”的突破口，他们会通过抗议、发帖、参与讨论等方式，放大野猪的危害，以此来施压地方政府，要求其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
在海法市，随着野猪问题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参与到相关的政治活动中，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组织示威活动，要求市政府改变野猪管理政策，这种激进的政治参与，不仅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也让更多居民开始关注野猪危害，进而放大了整体的危害感知。
我们的纵向研究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对野猪危害的感知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而这种变化，也与地方政治动态密切相关。2020年，我们的调查显示，居民对野猪危害的感知相对较低，且不同政治立场的居民，感知差异不大；2021年，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市人类活动减少，野猪的活动频率和可见度增加，加上卡利什-罗滕的野猪管理政策引发广泛争议，居民对野猪危害的感知达到顶峰，不同政治立场的居民，感知差异也变得尤为明显；2022年和2024年，随着地方政治动态的变化，以及居民对野猪存在的逐渐适应，危害感知有所回落，但不同政治立场的居民，感知差异依然存在。这也进一步证明，城市人兽冲突，早已超越了生态和环境层面，成为了地方政治的“晴雨表”。
海法市的野猪危机，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城市里的人兽互动，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人与动物”的较量，而是个人、文化、环境与政治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博弈。野猪本身，只是一个“导火索”，它点燃的，是地方治理的短板、政治态度的分歧，以及人们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思考。
2020年、2021年、2022年和2024年，政治支持（为Kalish-Rotem投票）对人与动物互动所致感知伤害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海法市的野猪危机，并不是个例。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面临类似的人兽冲突：纽约的浣熊、伦敦的狐狸、北京的貉，它们纷纷闯入城市，成为城市里的“不速之客”，引发了一系列治理难题。这些冲突的背后，有着共同的根源：城市扩张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地方治理的漏洞，以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分歧。
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解决城市人兽冲突，不能仅仅依靠“捕杀”或“驱赶”等简单粗暴的方式，更不能忽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政策制定者和地方政府，需要转变思维，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认识到城市不仅是人类的家园，也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之一，实现“人与自然共存”，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需要加强跨部门合作，明确管辖权，制定科学合理的野生动物管理政策，既要防范野猪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害，也要保护它们的生存权利；同时，要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倾听不同群体的诉求，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减少因认知差异和利益分歧引发的矛盾。对于居民而言，也需要转变态度，理性看待野生动物的闯入，学会与它们和平共处，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和抵触。
城市是一个多元的生态系统，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共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考验着我们的城市治理能力，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海法市的野猪危机，虽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困扰，也给地方治理带来了挑战，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只有正视人兽冲突背后的复杂因素，兼顾生态保护、城市治理和公众利益，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让人类与野生动物在城市中和谐共生。
正在哺乳的野猪，图自unsplash
未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市人兽冲突可能会越来越频繁。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摒弃偏见、加强合作、理性应对，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城市不仅成为人类宜居的家园，也成为野生动物温暖的栖息地，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正融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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