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一个让全球思想界为之悲恸的消息传来：德国哲学家、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尤尔根·哈贝马斯与世长辞，享年96岁。

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马克思的祭日，两位跨越时空的思想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完成了一场无声的对话。

哈贝马斯身上有着诸多标签：“现代性卫士”“交往理性大师”“德国公共生活的良心”“最后一个欧洲人”，即便他的理论体系宏大而严谨，在大众层面并非通俗易解，但正如美国哲学家德沃金所言，“就连他的有名，也已经非常有名了”。

他的离去，让人类思想的星空黯淡了一角，却也让他穷其一生探寻的命题，在当下的时代里愈发清晰：在充满分歧与冲突的现代社会，人类该如何通过理性沟通达致理解与共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悼念文中写道，哈贝马斯一生守护着人类通过理性沟通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这一精神与文明对话的理念灵犀相通，而他的思想，也将继续启迪人类在文明对话与相互理解的进程中前行。这位横跨近一个世纪的思想大师，用一生的思考与践行，为现代社会留下了最珍贵的理性遗产。

1929年，哈贝马斯诞生于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新教氛围浓厚的中产阶级家庭，命运为他的人生埋下了第一个特殊的伏笔——先天性唇腭裂。

即便经过多次手术修复，永久性的语言缺陷仍伴随了他一生，童年时因发音含糊遭受的歧视与排斥，让他早早体会到表达的艰难，也让他对“沟通”与“理解”产生了最朴素的渴望。

这样被边缘化的生命经验，如同一颗种子，在他日后的思想土壤里生根发芽，成为他探索交往理性的最初动因，他曾坦言：“语言交往媒介作为共性的表层的重要性，没有它，我们作为个体无法生存。”

哈贝马斯的少年时代，被纳粹德国的阴影牢牢笼罩，这是命运刻在他身上的另一道深刻印记。10岁的他加入德国少年团，二战末期还曾参军驻守齐格菲防线，这段经历日后也曾成为他被攻讦的“污点”。但与纳粹主义的短暂交集，并未让他迷失，反而让他更早地意识到历史的重量。

战后，纽伦堡审判的广播、集中营的纪录片，让年轻的哈贝马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纳粹制度的罪恶，他为自己民族的过往感到羞耻，也与自身的民族身份保持了一种清醒的距离。这种距离感，让他对德国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思考始终带着批判与反思的视角，也让他坚信，战后的政治重建从来不是单纯的国家工程，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道德责任。

1956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在社会研究所担任西奥多·W.阿多诺的助手；图源：《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战争的阴霾散去后，哈贝马斯踏上了求学之路，1949年他进入哥廷根大学修读哲学，兼修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与文学，后又赴苏黎世大学留学，最终在波恩大学以谢林哲学相关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在他的求学岁月里，结束流亡回到德国的阿多诺，正借助大众媒体为德国的历史罪责发声，成为公共层面运用理性的典范知识分子，阿多诺的批判精神与学术抱负，深深吸引了这位年轻的思想者。

1956年，哈贝马斯成为阿多诺的助手，走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世界。阿多诺身上纯粹的学术精神、优雅的写作风格，让哈贝马斯折服，但他并未止步于对前辈的追随，而是在理论上开始了独立的思考——他不认同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的彻底悲观，反而坚信批判理论能为现代社会找到改良的路径，这份思考，也为他日后“捍卫现代性”的思想之路定下了基调。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将启蒙运动的困境剖析得淋漓尽致：启蒙所倡导的理性，最终沦为了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人的解放与自由被技术和生产的发展遮蔽，启蒙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份悲观的判断，成为哈贝马斯思想建构的起点，他认可工具理性扩张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却不认为启蒙运动的成果已然崩塌，相反，他坚信现代性的问题，终究要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寻找答案，而他要做的，就是为现代性找回理性的完整内涵。

1962年，哈贝马斯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是他回应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也为他日后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在这本书中，他首次系统阐释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本应存在一个中立、理想的议事空间，拥有独立财产且受过教育的个体能在此自由讨论，形成公正的意见与批判的知识，这一空间本应是民主政治理想的母体。

但他也尖锐地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众传媒与市场力量不断侵蚀这一领域，市场化的媒体成为利益群体的发声器，公共领域沦为消费场所，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已然衰落。二十年后，哈贝马斯修正了自己的悲观论调，他不再将公共领域视为静态的聚合对象，而是将其定义为社会对自身政治意愿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启蒙的动态过程，这一转变，也让他的思想从对历史的考察走向了对现实的建构。

1980年，哈贝马斯（中）在法兰克福颁阿多诺奖

1981年，哈贝马斯耗时十年完成的巨著《交往行动理论》问世，标志着他的思想体系走向成熟，也让“交往理性”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概念。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哈贝马斯提出，人类的社会行动不应只有追求效率的工具行动，更应有以理解为目标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语言为媒介，要求对话者遵循平等的原则：完全纳入所有参与者、平均分配论证权利与义务、营造非强制性的交往环境、始终保持以沟通为目的的观念。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性》

在交往行动的基础上，他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外，定义了由人际关系调节的“社会世界”，而交往理性的核心，便是通过开放、平等、无支配的公共讨论形成共识，重建社会的合法性与信任结构。这一理论看似宏大，却有着最朴素的内核，用通俗的话来讲，便是“凡事都商量着来”，而这正是对工具理性过度扩张的最好矫正。

哈贝马斯的思想建构，始终围绕着“捍卫现代性”展开。1980年，他在法兰克福领取阿多诺奖时发表演讲《现代性：一项未竟之事业》，在当时后现代主义思潮沸腾、众多学者宣告现代性终结的背景下，这场演讲如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他直言，否定现代性的成果却又拒绝面对现代性的问题，无异于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

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无法逆转，现代性的成果中本身就包孕着解决自身问题的资源，所谓完成现代性的事业，就是找到现代性自身的解决之道——不是逃避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而是与这一后果持续缠斗，通过交往理性的发挥，让现代社会在理性对话中不断修正自身。而他的这一思考，也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性卫士”。

哈贝马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建构了宏大而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在于他始终将思想与现实相连，以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用自己的声音影响着时代。他的生平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却始终与公共事件紧密相连，正如为他撰写传记的德国学者斯蒂芬·穆勒-多姆所言，哈贝马斯的人生唯一性，在于他置身于时代并深刻剖析时代，用思想与行动参与着社会的建构。

青年时期的哈贝马斯，便展现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勇气。1953年，海德格尔重新出版1935年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书中对纳粹主义的暧昧表述未作任何删改，而海德格尔本人也从未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作出反思。年轻的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公开向这位哲学大师发问：“难道澄清过去的责任，让人们铭记历史，不是思想者最重要的责任？”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也让人们看到了这位年轻学者的担当——他的思考从未停留在书斋，而是始终关注着现实的道德与责任。

此后的数十年里，哈贝马斯从未停止过对公共事务的发声。冷战时期的核武器问题、1968年学潮的争议、两德统一后的宪政讨论，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他都能在报刊与公共论坛上发出理性的声音。

1968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大学生食堂；图源：《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两德统一后，民族主义的回潮让他深感忧虑，当媒体问他“做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振聋发聩：“确保让人们不会因为1989年那个幸福的日子而忘记1945年那个富有启示的日子。”他警惕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的倒退，也将欧洲联盟视为后民族民主政治的一次重要实验，他说“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仍然要尝试”，这份尝试，正是基于他对交往理性与公共讨论的坚定信仰。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职责并非为政治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将公共问题重新带回理性的讨论之中，让不同的声音在对话中碰撞，让共识在论证中形成。

哈贝马斯的思想超越了地域的界限，也与东方的文明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共鸣。2001年，72岁的哈贝马斯到访中国，两周内做了八场演讲，彼时他的著作已有中译本，而这次访华也让中国学界掀起了一场“哈贝马斯热”。他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感到惊异，也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感受到了思想的开放与对话的自由。

他曾说，自己就像中国人一样，认为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而理性的一致，并不排斥世界观的差异。他鼓励中国学者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做批判性的追溯，也期待不同文化与宗教之间能展开“互补性的学习”——这与他的交往理性一脉相承，也与东方“和而不同”的价值理想同气相求。即便到了晚年，他仍与中国学者保持着密切的交流，直至2026年2月，他还在给中国学者的邮件中畅谈思想，表达着对不同文化对话的期待。

步入耄耋之年的哈贝马斯，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思想活力，从未停止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他经历了耳鸣的困扰，见证了同行与好友的相继离去，却依然在世界各地讲演，笔耕不辍。

当地时间2017年3月16日，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德国柏林出席活动

2022年，93岁的他出版《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重新回到六十年前的核心命题，剖析数字媒体与社交网络时代，公共讨论空间的重塑与危机——他敏锐地指出，算法推荐让人们陷入“信息茧房”与“回声室”，不再倾听异见，社会共识的形成变得愈发艰难。直至生命的最后，他都没有放弃对人类学习能力的基本信念，他说：“理性在历史中虽然一再被倒退所击退，但从长远来看始终在取得进步。”这份信念，支撑着他一生的思考与践行，也让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96年的人生，哈贝马斯见证了整个现代欧洲的历史变迁：从纳粹德国的覆灭到冷战的对峙，从两德统一到全球化的深入，再到数字时代的到来。他的一生，都在追问一个核心问题：在分歧与冲突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人类是否还能通过理性的对话达成理解？有人批评他的思想过于理想主义，认为现实的世界充满了权力的博弈、利益的计算与情绪的裹挟，很难为纯粹的理性讨论留下空间。但哈贝马斯从未将交往理性视为一种对现实的天真想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要求——哪怕现实不尽如人意，人类社会也必须为理性的讨论保留位置，因为只有在开放、平等的对话中，我们才能通过论证而非强制、理解而非暴力，逼近更合理的公共秩序。

在当下的时代，算法撕裂着公共讨论，极端情绪消解着理性共识，不同的文化与立场之间充满了误解与对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话语伦理，反而成为治愈时代病症的一剂良药。他告诉我们，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人类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理解与共识中缓慢前行；他也让我们明白，“和而不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人类在差异中寻求共生的必经之路。

2009年，哈贝马斯在施特恩贝格的工作室中；图源：《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悼念文中说，哈贝马斯的关怀，不仅面向历史，也指向未来。他的离去，不是理性对话的终结，而是为人类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我们面对彼此的分歧，是否愿意放下偏见，倾听对方的声音？是否愿意相信，理性的沟通，终究能让我们找到共同前行的道路。

大师已逝，思想长明。那些关于交往、理性与共识的思考，如同夜空中的星光，即便微弱，也终将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而对哈贝马斯最好的纪念，便是带着他的信念，在分歧中坚守对话，在差异中寻求共识，让理性的光芒，永远闪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