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在智利超大望远镜上的多单元光谱探测器（MUSE），能帮助研究人员探测极为遥远的星系，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下一个观测周期里，科学家们申请的观测时间已超过3000小时，但即便MUSE全力运转，七个月内也只能提供379个观测夜，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这一幕，正是当下全球学术同行评审系统的真实写照——需求激增、资源短缺，曾经守护学术质量的“守门人”，正被日益加重的工作负荷压得喘不过气。

同行评审是学术领域的核心制度，决定着科研经费资助和论文发表，一项研究在被认可前，必须经过同领域专家的评估筛选，以此确保其科学性与严谨性。但如今，这个被称为“科学事业基石”的制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学术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出版商和资助机构越来越难找到足够的评审人员；评审周期不断延长，低质量研究趁机流入学术圈；部分激进学者甚至提出，应逐步废除这一早已“力不从心”的机制。新冠疫情后论文数量的激增，更是让本就脆弱的系统雪上加霜，倒逼各方探索改革之路。而这一切的核心矛盾，在于知识生产的速度，早已远超评审体系的承载能力。

或许很多人以为同行评审是伴随科学研究诞生的“古老制度”，实则不然。现行的同行评审模式，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在期刊和资助机构中普及。在此之前，评审流程随意得多，许多期刊编辑仅凭自身专业知识，或少数几位学术专家的意见，就能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发表。

马里兰大学科利奇帕克分校的科学史学者Melinda Baldwin指出，当时的外部评审并非统一标准，更像是一种随机的检查手段。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公共科研资金的激增，海量稿件涌入期刊，有限的编辑和审稿人难以应对，外部评审才逐渐成为主流，形成了我们如今熟悉的同行评审体系。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这套体系会面临与当年相似的危机——稿件太多，审稿人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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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审的危机，本质上是供需失衡引发的系统性问题，这种困境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具体体现在人力短缺、效率下降、质量波动三个方面，背后则是激励机制、体系设计等多重因素的叠加。

人力枯竭与“审稿疲劳”日益加剧，是危机最直接的表现。科学体系源源不断地产出更多研究论文，但审稿人队伍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跟不上论文增长的步伐。关于这一问题的证据，大多来自行业内的传闻，因为多数期刊不愿披露评审相关的具体数据，但零星出现的数据，已足够触目惊心。

2018年，科睿唯安旗下的Publons网站，分析了2013至2017年间逾千万份匿名稿件数据，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编辑需要发出更多的审稿邀请，才能凑齐完整的评审意见。同时，Publons对11000名研究人员的调查也显示，“审稿疲劳”正日益加剧。近年来，从眼科到微生物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报告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拒绝审稿邀请。

更值得关注的是，审稿人队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全球参与同行评审的研究者只有200到300万人，占总研究人口的30%到43%，而这300万人里，10%的人承担了50%的评审工作。早期研究者的审稿接受率高达65.9%，因为他们需要积累学术资本，不敢拒绝；而高级学者的接受率只有34.8%，拒绝率接近20%，越有能力审稿的人，越不愿意承担这份工作。大约50%的拒绝没有说明理由，“太忙”是最常给出的借口，但Taylor & Francis 2025年的一篇论文发现，审稿人的问题是主动拒绝，而非被动疲劳，他们不是累到干不动，而是根本不想干，Twitter上甚至出现了 #RefuseToReview 运动。

评审效率持续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系统的负担。东京Scholarly Intelligence公司的分析师Christos Petrou，近期在博客中分析了16家主要科学出版商的稿件周转时间，结果发现，从投稿到录用的平均周期已从2014年的140天，延长至2024年的149天，十年间增长了约6%。

Manusights 2026年抽样了100本期刊，结论更为扎心：中位首次决定时间37.5天，平均52.4天，其中41本期刊的一审周期≥60天，将近一半的期刊，一审就要等两个月起步。具体到不同期刊，差距更是巨大，Nature Biotechnology中位决策只要4天，而Chemical Society Reviews的中位周期则在150到200天之间，相当于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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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周期的延长，对研究者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影响。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审稿明明只需要几个小时，为什么经常有审稿人拖个半年以上？”下面的回答满是无奈，有研究者表示，最长一次等了六个月初审意见，导致博士延期，催促四次后想撤稿重新投。

这并非个例，Under Review状态卡半年以上，对博士生来说意味着延期毕业、奖学金断档、offer黄了；对青年教师来说，意味着职称评审材料凑不齐、聘期考核过不了；中小学教师更是面临G4类期刊僧多粥少的困境，一到职称季，审稿周期直接拉到三到四个月，只能被动等待。

激励机制的缺失，是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根源。审稿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2021年，布达佩斯厄特沃什·罗兰大学心理学家Balazs Aczel及其团队估算，2020年审稿人投入的报告工作量超过1亿小时，按学者平均薪资计算，这相当于几十亿美元的贡献。

但这份巨大的劳动价值，却长期被忽视。在多数科研评价体系中，审稿工作仍然是“看不见的劳动”，70%的科学家希望工作评价里能包括同行评审的贡献，但仅50%的人表示目前已经包括。更关键的是，同行评审多为无偿劳动，研究者在用业余时间为商业出版商创造巨大价值，而Elsevier等大型出版商的利润率常年维持在35%到40%，这种无偿劳动养出了一个暴利行业，也让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不公，进而拒绝参与评审。

面对同行评审的危机，期刊、资助机构和研究者们并未坐以待毙，而是从制度革新、技术赋能等多个角度，开展了一系列实验性举措，试图缓解系统压力、提升评审效率，这些尝试各有成效，也存在各自的局限，为后续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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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评审是最直接的激励尝试，也是争议较大的举措。支持者认为，这是对审稿工作价值的合理回报，能够有效提升审稿人接受邀请的意愿和评审效率。2025年，两家期刊报道了支付审稿费实验的结果。《重症监护医学》期刊每篇审稿支付250美元，这项由加拿大政府资助的试验表明，支付审稿费略微提高了审稿人接受邀请的比例，接受率从48%升至53%，审稿周期也略微缩短，从12天缩短至11天，且评审报告质量与此前相比差不多。但该期刊副主编、加拿大女王大学重症监护医师David Maslove表示，期刊无力持续支付评审费用，这也成为付费评审推广的最大障碍。

相比之下，英国的非营利组织生物学家协会旗下的《生物学开放》期刊，在成功试行后继续推行付费审稿。该期刊向审稿人支付每篇220英镑（约合295美元）的报酬，并要求审稿人在四天内提交初步反馈，此举旨在让编辑能在稿件提交一周内决定是否接受。在试验期间，每篇稿件均在七个工作日内获得首次评审结果，平均周期为4.6个工作日，而该刊的标准评审流程平均耗时38天，效率提升极为明显。据该刊执行主编Alejandra Clark透露，期刊工作人员确认评审质量并未下降，但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仍是关键，他们希望避免通过提高文章处理费来转嫁成本，不给作者增加负担，但这一问题仍在讨论中。

分布式同行评审则成为解决审稿人短缺的重要尝试，其核心是让申请者参与评审，扩大评审人队伍。运营智利望远镜的欧洲南方天文台（ESO），原本依靠专家小组遴选观测申请，但随着申请数量暴涨，评审科学家的任务量也水涨船高，ESO德国加兴观测项目办公室的天文学家Nando Patat感慨“工作负荷快受不了了”。为了缓解压力，ESO从2022年起做出改变：让申请观测时间的团队，同时评估竞争团队的相关申请。这种做法并非个例，德国私营资助机构大众基金会也面临着找不到评审人的困境，即便评审员单日工作报酬高达近1000欧元（约合1160美元），也难以吸引足够的人参与。该基金会采用了与ESO类似的做法，要求申请者评审同一轮的其他提案，即分布式同行评审。

这种模式的成效十分显著，6月30日，英国资助机构在伦敦会议上宣布了一次成功的分布式同行评审试点，其评审速度是常规流程的两倍。为避免审稿人对竞争对手产生偏见，申请材料被分入不同组，研究人员不评审本组的申请，因此不会影响自身申请的通过率。大众基金会热衷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能打破资深科学家对评审权的垄断，“这些人把持资源，可能会将一些人拦在门外”，该基金会项目负责人Hanna Denecke表示。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种模式只是将评审负担转移到了申请者身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结构化同行评审和透明化评审，则聚焦于提升评审质量和效率。结构化同行评审的核心是向评审人员提供一系列明确的问题，引导他们聚焦重点，避免评审报告不够全面的问题。2022年8月，爱思唯尔启动试点，要求审稿人在评估提交至220种期刊的论文时回答9个具体的问题。研究人员抽样分析后发现，相较于试验前评估的稿件，审稿人在最终建议（如数据分析是否正确、实验操作是否规范）上达成共识的概率显著提升，共识率从试验前的31%上升至41%。目前，爱思唯尔旗下300余种期刊现已采用结构化同行评审，其他期刊也有基于这一观念的类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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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化评审则通过公开评审报告、要求评审人署名，提升评审质量。倡导者认为，此举能提升评审报告的地位，吸引更多人参与撰写，同时也能回应外界对许多期刊发表劣质研究的批评，增强公众对同行评审的信任。由于期刊传统上不公开同行评审，很难判断审稿人是否认真审阅了论文，而公开评审意见后，审稿人会更加注重评审质量，“审稿人若知晓工作会被公开，合理推测，他们会确保评审质量过关”，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信息专家Stephen Pinfield表示。2025年，《自然》扩大试点范围，将透明评审纳入强制要求，旨在打开科学界“黑匣子”，揭示科研论文的诞生过程，提升透明度和公众信任。

技术赋能，尤其是AI的应用，成为缓解评审压力的新路径。许多科学出版商在用技术手段自动化寻找更多评审人，例如2023年，全球许多期刊使用的Editorial Manager稿件管理系统整合了新工具，编辑可通过Scopus数据库根据学科专长等标准筛选审稿人，其他出版商也推出了类似软件。

据统计，65%的期刊已经开始使用AI匹配审稿人，效果立竿见影——找审稿人的时间从14天压缩到3天，整体审稿速度提升40%；70%的期刊引入AI初筛工具，40%在试验区块链追踪系统，AI能帮助编辑完成格式检查、基本方法审核等基础工作，将人类专家从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需要洞察力的判断。

尽管各方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尝试，但这些举措大多只是缓解了同行评审的部分压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系统的核心矛盾。无论是付费评审、分布式评审，还是技术赋能，都存在各自的局限，而同行评审制度的深层困境，还在于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正在受到质疑，未来的改革之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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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评审的局限十分明显，核心是资金来源问题。多数期刊无力承担长期的审稿费用，若通过提高文章处理费转嫁成本，又会增加作者的负担，形成新的不公。此外，批评者还警告，支付审稿费可能引发利益冲突和扭曲激励，部分审稿人可能为了获得报酬而降低评审标准，而且多数学者表示，审稿工作本就是在有薪工作时间内完成的，付费评审可能打破现有的学术生态。

美国波士顿的科学诚信顾问James Heathers曾于2020年在博客声明，今后仅接受学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期刊的无偿审稿邀请，对大型出版商则收取450美元的账单，虽然后来来自商业出版商的请求停止了，但其他请求变多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他的负担问题。

分布式同行评审也存在潜在风险，扩大评审人范围可能会导致评审质量下降或准确性降低。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生物学家Carl Bergstrom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罗利分校的统计学家Kevin Gross在一项关于同行评审压力的分析中提出，编辑们自然倾向于邀请那些工作出色且能按时提交报告的审稿人，而扩大审稿人范围后，部分缺乏经验的评审者可能无法准确判断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进而影响评审质量。

此外，部分资助机构采用的“需求管理”模式，规定每所大学针对特定资助项目仅能提交一份申请，这种做法只是将评审负担转移到了机构内部，机构不得不通过非正式同行评审流程筛选申请，并未真正减少系统的整体负担。

AI的应用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带来了新的挑战。多数出版商强调，AI工具旨在辅助而非取代审稿人，但AI生成论文的泛滥，催生了“机器评审机器”的荒谬场景，可能滋生低质学术垃圾的闭环。为此，ICLR 2026等顶会已要求作者必须声明AI使用情况，并探索“对等原则”——若作者在写作中使用AI，则可能面对AI辅助的审稿。更前沿的AI评审智能体设想，虽然能自动验证实验代码、核查数据真实性，但始终面临技术可靠性、对创新性工作判断力不足及最终责任归属等根本性质疑，无法真正替代人类专家的深度判断。

更值得警惕的是，同行评审制度正面临合法性的危机。无偿劳动、缺乏认可、时间成本全部由研究者承担，而收益却被出版商拿走，这种模式形成了三输局面：研究者被消耗、审稿质量在下降、知识的传播速度被人为拖慢。

数据显示，审稿人接受率在20年间跌了20个百分点，从2003年的超过60%，一路掉到2024年的不到40%，与此同时，拒绝率从约20%攀升到40%，两条线在2023年首次交叉持平。按照这个趋势，拒绝率即将反超接受率，未来发出去的稿子，被审稿人直接拒掉的概率，很快就会高于有人愿意看的概率。这不是某个期刊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在发出预警信号。

面对这些困境，替代方案的探索从未停止，开放评审、预印本优先、社区驱动评审、AI辅助+人类终审的混合模式，每一种都有支持者，也都有硬伤。预印本的兴起促使人们尝试“先发表、后评审、再筛选”的体系，稿件先发布于预印本平台，经过评审后再推送给特定研究群体，避免了被拒稿件转投他刊后再次评审的流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系统压力。巴黎农业研究院演化生物学家Thomas Guillemaud协助运营的“同行评审社区参与”计划，为研究者提供可随论文一道提交的评审意见，同一组评审意见可被多家期刊使用，类似的还有“评审共享”平台，但这些举措仅能部分缓解系统压力，无法替代现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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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莱顿大学信息科学家Ludo Waltman提出，应建立“多数研究成果无需同行评审”的机制，仅对研究成果进行基础筛选，不再强制组织评审，对于有兴趣的稿件，研究者自然参与到开放的“有意义的对话”中。但这种模式也面临质疑，若缺乏必要的评审，低质量研究可能会大量流入学术圈，进一步破坏学术生态。伦敦生物医学资助机构惠康基金会开放研究负责人Hannah Hope则建议，将传统同行评审流程拆解为若干筛选环节，优化时间资源配置，比如通过“技术验证”确保项目数据规范，减轻评审人的负担，但这也只是对现有流程的优化，无法解决核心矛盾。

同行评审系统的危机，本质上是传统学术交流模式与当今知识生产爆炸速度之间的深刻矛盾。我们看到，这套建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制度，正在遭遇它诞生以来最严峻的压力测试，审稿人逃离、效率下降、质量波动，每一个问题都在侵蚀着学术体系的根基。各方的改革尝试，就像在“飞行中修飞机”，充满风险，也充满希望，但至今没有一种方案能完全替代现行体系——我们看到了一艘船在漏水，却还没有造好另一艘船。

同行评审的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制度设计的智慧，需要出版商、资助机构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我们重新体认审稿工作的价值——只有当审稿被视为学术传播链条中一项被尊重、被看见的专业劳动，才能真正走出“审稿难”的被动局面，让“学术守门人”不再不堪重负，让知识的传播回归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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