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地缘政治动荡中的欧洲，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能源政策变革。曾经坚定走向“弃核”的欧洲各国，如今纷纷重新审视核能的价值，在俄乌冲突与中东乱局的双重夹击下，逐步踏上“求核”之路。这场政策转向，不是一时冲动的决策，而是欧洲在能源安全、气候目标与地缘现实之间的艰难权衡，背后藏着欧洲能源独立的迫切诉求，也暴露了其内部难以调和的分歧。

欧洲的核能政策，正站在历史的拐点上，每一步选择都将影响未来数十年的能源格局与发展走向。

欧洲的“弃核”浪潮，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于对核能安全的担忧与能源格局的误判。上世纪80年代前后，全球范围内的多起核电站事故，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核能的认知。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尤其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直接影响到德国等欧洲国家，让公众对核能的恐惧达到顶峰。出于对核安全、核废料处理等问题的担忧，欧洲各国开始逐步转向“去核”政策，减少核能在电力生产结构中的占比，转而依赖进口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认为这样既能保障能源供应，又能规避核安全风险。

从空中俯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可见 1986 年 4 月 26 日爆炸和火灾造成的破坏，这些事故导致放射性物质扩散至欧洲各地。（美联社照片 / 弗拉基米尔·列皮克，档案照片）

当时的欧洲，并未意识到这种能源依赖背后的巨大隐患。二战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原本将核能视为实现能源独立、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关键，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更是让欧洲一度成为全球核发达程度最高的地区。但随着核安全事件的接连发生，欧洲的能源战略逐渐偏离了“自主可控”的方向，一步步陷入了对外部化石能源的依赖之中，而这种依赖，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被彻底打破。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欧洲为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紧急调整能源进口渠道，转而从中东、美国等地区购买能源，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供应紧张，欧洲各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就在欧洲尚未完全适应这种能源格局调整时，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东能源供应链彻底中断，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能源困境。

据统计，受中东冲突影响，欧盟范围内的汽油价格上涨了15%、柴油价格暴涨30%、天然气价格上涨幅度超过50%，斯洛文尼亚甚至出台了燃油购买限制措施。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法提赫·比罗尔4月16日在接受采访时更是直言，欧洲的航空燃油目前仅够用约六周。这种双重地缘风险的叠加，让欧洲彻底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化石能源，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而曾经被抛弃的核能，重新进入了欧洲各国的视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态度转变，正是欧洲核能政策转向的重要信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冯德莱恩已多次表达希望促进欧洲核能发展的言论，3月在法国巴黎出席核能峰会时，她明确表示，欧盟降低核能在电力生产结构中的比例是一个战略性错误，4月13日，她进一步呼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转型。世界核协会发言人亨利·普雷斯顿则表示，能源安全已成为当前欧洲人的首要考量因素，扩大核能的使用对于优先兼顾能源安全和减排是最优选择，而统一的欧盟策略则是扩大核能规模的必要条件。

慕尼黑工业大学环境和气候政策教授米兰达·施罗尔斯则分析称，中东局势强化了一个观点，即欧洲能源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不可忽视的是，欧盟在核能的安全性、建设成本等问题上仍存在内部分歧，这种分歧短期内难以统一，也让欧洲的核能政策转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2015 年 8 月 6 日，法国西南部高尔夫切核电站的景观。（美联社/鲍勃·埃德姆摄）

欧洲核能政策的转向，不仅面临外部地缘风险的压力，更受内部分歧的制约。欧盟的起源本身就与能源密切相关，二战后，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成功重建需要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过度依赖外国能源可能会给重建工作带来重大问题。1958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这是日后欧盟建立的基础之一，《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还为欧盟内的所有民用核活动提供了法律框架，当时，欧洲能源供应商从美国企业获得核技术授权建设其核能产能，被视为欧洲最终实现能源独立、欧洲一体化的关键。

但从一开始，欧洲内部在核能问题上就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法国长期以来一直大力建设核能产能，上世纪70年代，出于对中东能源供应商、美国主导核能领域的担忧，1974年，时任法国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提出“梅斯梅尔计划”，引领并推动整个欧洲的核能发展。当时的计划口号是，“在法国，我们没有石油，但我们有想法”，这凸显了法国缺乏石油的天然情况，而法国通过创新，特别是通过加快其核能计划，弥补了缺少能源的缺陷。

此后，法国始终坚持发展核能，即便在切尔诺贝利、福岛等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动摇其核能发展战略。2012年，法国奥朗德政府曾有意效仿去核政策，提出把核电在电力生产中的占比从75%降低至50%，但这一政策并未得到持续推进。

2021年，由于欧洲面临经济复苏推高能源需求、传统能源供应不足、新能源波动性等多重问题，能源价格飙升，2022年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重振核能发电，进一步巩固了法国在欧洲核能领域的主导地位。如今，法国拥有57座反应堆，分布在19个核电站，核能占其电力供应的近70%，是名副其实的核能强国。

迈克尔·普罗布斯特。美联社档案照片——2021年3月16日，位于法兰克福以南的德国比布利斯已关闭的核电厂景象

与法国相反，德国国内长期存在反核的政治力量，在核能问题上始终持反对态度。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绿党崛起，在核问题上成功施压，从而提出逐步淘汰核能的愿望。此后，接二连三的核电站事故，更是让德国公众的反核情绪不断高涨，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影响，以及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彻底坚定了德国“弃核”的决心。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能源发展政策，计划在2022年前关闭德国17座核电站，通过积极扩张可再生能源和工业脱碳，于203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发电。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曾延后了关闭核电站的计划，但最终还是在2023年4月关闭了最后三座核电站，成为第一个放弃核能发电的主要工业国家。即便在当前欧洲能源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德国的态度依然没有完全转变。4月1日，德国经济部长莱歇表示，前几届政府关闭核电站的决定，意味着现在没有替代天然气的能源来满足需求，高价油气“对已承受巨大压力的高耗能产业构成了严重额外负担”。和莱歇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德国总理默茨则称，他认同冯德莱恩把放弃核能视为战略错误的表态，但德国放弃发展核能的决定不可逆。

除了德法之外，欧盟其他国家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进一步加剧了内部分歧。2023年，在法国的倡议下，欧洲“核联盟”成立，拥有包括比利时、法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以及意大利等观察员国，旨在确立核电在欧洲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比利时宣布把2025年废除核能计划延后10年，丹麦和意大利都在考虑打破长达40年的核能禁令。

而西班牙计划从2027年开始关闭其核反应堆，尽管能源公司已要求延长首座计划关闭反应堆的使用寿命；葡萄牙等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则明确拒绝使用核能。施罗尔斯提到，由于德国已经关闭了所有的核反应堆，且国内仍有强烈反对声，很难想象核能在德国“全面回归”，因此，欧洲很可能会延续“一些国家推进核能，一些不会”的态势。

这种内部分歧的根源，在于各国对核安全、经济成本、能源结构的不同考量。支持者会强调核能几十年来的安全记录，把核事故视为人为失误，不太可能再次发生，且核能更稳定、排放量低；反对者则会提出核事故对人类健康和生态会造成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延续数代人之久，还会给后代留下处理核废料的负担，也会占用部署可再生能源的资金。这种分歧，成为欧洲核能政策统一推进的最大障碍。

在这张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布的照片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Rafael Grossi）居中，正与其代表团成员及员工一同参观位于俄罗斯库尔恰托夫镇郊外库尔斯克核电厂。照片拍摄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供图，美联社档案照片）

在双重地缘风险的推动下，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正在重新讨论核能的未来：核能究竟是欧洲能源转型的关键推动力，还是在部署可再生能源时的危险障碍？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开始反思“弃核”政策，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提醒，核能并非解决能源困局的“万灵药”，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不可否认，核能在欧洲实现能源安全、自主和减少排放三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是更广泛的净零战略的一部分。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文章分析称，尽管政治家存在不同看法，但对欧洲能源形势和发展轨迹的分析均表明，没有核能，欧洲无法实现净零目标。

世界核协会发言人亨利·普雷斯顿进一步表示，欧盟内对核能的态度逐渐务实，与全球趋势保持一致。目前有38个国家支持到2050年将全球核能产能增加3倍，多边机构也在重新评估对核能的融资框架。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核能峰会上表示，“核能复兴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趋势”，电气化、数字化以及AI发展正在改变全球能源需求的结构，越来越多国家正重新评估其核能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核电约占全球电力生产的10%，国际原子能机构测算，核电每年可减少约2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核电生产国，拥有94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占全球核电发电量的30%，并计划到2050年将核电产能扩大四倍；中国拥有61座运行中的反应堆，近40座正在建设中，目标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核电产能领先的国家；俄罗斯则在积极扩大国内核电产能的同时，向全球出口核电技术，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建设20座反应堆。

但欧洲的核能发展，面临着自身独特的困境。首先，欧洲许多核反应堆已经过时，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予以维持或延长其工作寿命，而欧洲目前同时面临其他更紧迫的优先事项，包括维持其高福利体系、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的水平，资金压力巨大。其次，建设核反应堆周期长、易延误，英国仍在建设的欣克利角C核电站就是典型例子，这意味着核能无法成为解决当前能源安全危机的短期方案。

2021年6月17日拍摄的位于中国广东省南部的台山核电站。（美联社）

更重要的是，核废料管理和公众对核能安全的担忧依然存在。施罗尔斯介绍称，欧洲的核设施正面临关键转折，仅有少数几个正在或计划建设，相对而言，在2011年至2024年期间，欧盟、英国和瑞士有37座反应堆被关闭，到2030年还有15座计划关闭。尽管核能技术不断进步，安全性能不断提升，但切尔诺贝利、福岛等事故留下的阴影，依然让部分欧洲公众对核能持怀疑态度，这种公众认知的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努力。

为了克服传统核电站的弊端，欧盟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视作更具成本效益的核能来源，希望在2030年代初实现首批SMR投运。与传统核电站相比，SMR体积更小，建设周期更短，安全性更高，可以实现大规模工厂生产，并可灵活应用于工业供热、数据中心等场景。冯德莱恩在核能峰会上首次透露，将提供2亿欧元担保基金支持创新核技术投资，尤其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

但施罗尔斯和普雷斯顿都认为，鉴于欧盟目前尚未建成任何SMR，其有效性仍有待观察。普雷斯顿分析称，和其他核能项目的条件一样，SMR的顺利部署，取决于高效的协同许可流程、扩大的供应链能力，以及支持系列化生产的融资模式。

施罗尔斯进一步表示，SMR的建造成本和速度是否优于传统核设施，目前尚不能下定论，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欧盟的资金支持，欧洲国家难以发展SMR。在地缘政治冲突的时代，SMR和其他核项目一样，还需要防范恐怖主义和无人机的威胁，这些都是欧洲发展SMR必须面对的挑战。

此外，欧洲的核能发展还面临着外部竞争和技术瓶颈。虽然欧洲曾经是全球核能技术的领先者，但随着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在核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欧洲的技术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同时，欧洲在核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不足，也制约了其核能产业的发展。

从“弃核”到“求核”，欧洲核能政策的转向，本质上是一场对能源安全的重新认知，一场在地缘风险与发展需求之间的艰难抉择。这场转向，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捷径可走，既承载着欧洲实现能源独立的迫切愿望，也面临着内部分歧、技术瓶颈、公众认知等多重挑战。

法国克吕阿斯-梅斯核电站

欧洲曾经因为对核安全的担忧，选择放弃核能，转而依赖外部化石能源，最终在双重地缘风险的冲击下，陷入能源危机；如今，为了摆脱能源依赖，欧洲重新拥抱核能，但又不得不面对核能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背后，是欧洲能源战略的摇摆不定，也是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化的缩影。

欧洲的困境，也给全球各国敲响了警钟：能源安全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选择，而是多元化的布局。过度依赖任何一种能源，无论是化石能源还是核能，都可能陷入被动；而完全放弃某一种具有重要价值的能源，也可能成为一种战略失误。欧洲的核能政策转向，不仅是欧洲自身的探索，也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既要兼顾安全与环保，也要兼顾短期需求与长期发展，既要加强国际合作，也要立足自身实际，找到适合自己的能源发展路径。

【本文中包含的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仅用于信息传播和新闻报道目的。我们尊重并保护所有版权拥有者的权利。若有任何版权问题，或版权拥有者不希望图片被使用，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收到通知后立即处理并删除相关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