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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新作】从经济特区到创意特区：来自深圳的全球启示
日期：2026-09-10 作者/来源：科睿研究院

我们很高兴与您分享皮耶罗·福米卡（Piero Formica）教授最新的学术成果。

在这篇题为《从经济特区到创意特区：来自深圳的全球启示》的论文中，福米卡教授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历程的亲身观察与跨文化比较研究，提出了“创意特区”（Special Ideation Zone, SIZ）这一核心概念，表达了经济特区的持久成功不仅取决于税收优惠与基础设施建设，更植根于欢迎文化、教育文化、行政高效文化与创业心态文化四种行为模式的深刻观点，对全球各国尤其是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在经济特区规划、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转型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正文


在本文中，我借鉴了自己在深圳的经历，以及作为国际科学园区协会（IASP）科学委员会前委员的工作经验。该协会成立于1984年。1985年，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政府通过联合协议建立了深圳科技园。而在五年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已设立了首批四个经济特区（SEZs）。其中一个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与香港直接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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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园区协会（IASP）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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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技园，图自搜狐新闻


中国既不是科学园区的开创者，也不是现代经济特区的开创者。1951年在美国建立的斯坦福研究园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研究园。欧洲的例子包括1969年构想的、位于尼斯附近的索菲亚·安提波利斯，以及1970年成立的剑桥科学园。爱尔兰西海岸的香农被广泛认为于1959年建立了第一个现代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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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自由区成立于1959年，旨在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外国投资者，其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图片由香农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中国一直是一个追随者，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超越了开创者。科学园区和经济特区帮助推动其制造业和科技部门走向全球领先地位。在我看来，相关参与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助于解释这一成就。在欧洲部分地区，房地产项目和高度官僚化的补贴计划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深圳则展示了城市规模产业生态系统和灵活政策实验的可能性。


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早期发展的见证者，我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故事。

这座城市已成为新创业概念的发源地和试验场，获得了“创意特区”的特征。四种文化模式尤为突出。


欢迎文化。深圳帮助打破了地理和语言障碍，将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标准普通话与当地方言并存，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这座城市对新来者的开放态度扩大了能够贡献创意和创办企业的人才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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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面向东望去，可以看到福田中央商务区的天际线。背景中最高的建筑是平安金融中心，前景是毗邻香密湖的经济特区开发集团高尔夫球场。By Charlie fong - Own work, CC BY-SA 4.0, 图自维基百科


教育文化。两大支柱是城市环境意识和竞合（co-opetition）：学会在竞争的同时也进行合作。纯粹被视为有限博弈的竞争只会留下赢家和输家：咬人者获胜，被咬者失败。竞合允许竞争对手相互学习并共同创造机会。这些支柱有助于构建一座文化大厦，使创业创意得以形成并接受检验，然后将成功的方法更广泛地传播。


随着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教育还意味着学会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事业，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发展，并由人类制度所塑造。这样的理解可以鼓励人们以建设性、深思熟虑的态度参与新技术。

行政高效文化。对缓慢公共行政程序的不容忍加速了企业创建。对自下而上创业精神的响应可以指导公共资源的配置，实现快速的市场进入和持续的调整。

创业心态文化。企业创建者受到赞颂。失败者应该能够重新站起来并重新开始。这种心态的价值在于抵制财务失败的污名和破产的耻辱柱。


欧洲政策制定者及其在其他地区的同行应该从深圳汲取哪些经验？无论是科学园区还是经济特区，它们的健康发展必须植根于指导财产和金融使用的行为文化。深圳告诉我们：关注人类行为；它决定了差异，并塑造了人们如何使用实体资产和金融资源。


我在我指导过的、在东西方交汇处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了一种相关的观念。他们被前沿领域的适应性政策制定和地方实验所吸引。他们也看到了公私风险共担的可能性：对实验室、充电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可以帮助企业追求那些初始成本原本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创新。对于一个创意特区而言，公共支持与创业主动性之间的关系值得与提供给个体企业的激励措施同等的关注。


当公共当局和行业协会呼吁建立或扩大经济特区以吸引投资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特区能否将社区从创造性的沉睡中唤醒——这种沉睡的后果在经济层面之前就已经是社会性的了。要实现这种重生，这些特区还必须成为创意特区（SIZs）。深圳提醒我们，创意结合了想象力、原型制作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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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人才公园北部及华润大厦、深圳湾体育中心等建筑群，By Charlie fong - Own work, CC BY-SA 4.0, 维基百科


我们能否依靠经济特区来维持制造业的生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失败的原因以及人工智能（AI）的出现。一个初步观点：由于经济特区调动公共支出，我们必须仔细评估用于向企业授予激励措施的标准。高级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的薪酬差距是否应该影响获得公共支持的资格？本着阿德里亚诺·奥利维蒂（Adriano Olivetti）对工人和更广泛社区的关怀精神，我们是否应该询问投资收益如何分享？或者这些问题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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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亚诺·奥利维蒂（1901年出生于伊夫雷亚，1960年逝世于艾格莱）是一位企业家、实业家、出版商、知识分子、政治家、社会创新者和城市规划先驱，也是20世纪最独特、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经济特区的设计和实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众不同。深圳作为一个吸引外国投资和测试新经济政策的特区而建立，是成功的典范。它崛起为全球高科技创新、金融和创业中心，展示了持续实验所能取得的成就。

复制粘贴并不能保证成功。在经济特区的海洋中航行，项目可能会在过度官僚主义、与当地经济融合薄弱以及过度依赖税收激励的礁石上搁浅，尤其是在不利的商业环境中。使深圳发展成为可能的当地条件不能简单地通过给另一个地方相同的称号来复制。


人工智能增加了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人员于2025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2025年11月6日在《金融时报》上讨论）将适度的生产率提升与与技术奇点相关的两种极端可能性进行了对比：极度丰裕或灾难，包括人类灭绝。这些极端情况是说明性的可能性，而非等概率的预测。对于经济特区而言，实际问题是如何让人们做好与人工智能合作的准备，并将其应用引向有用的目的。


这种准备的核心驱动力是对年轻人教育的投资。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是2025年诺贝尔奖得主，他强调了实践知识与科学理解之间的互动如何帮助维持技术进步。知识通过对真实情境的体验以及对所学内容的富有想象力的修正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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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莫基尔是欧洲经济史专家，专攻1750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特区还必须是创意特区，在那里教育机构通过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来促进发明。他们的工作成为通过学习、实验和质疑既有知识而积累的智力资本的果实。人工智能被用于重组工作和支持更高级别的任务，可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加速发现和创新，从而促进更高的生活水平。一些最大的经济收益可能取决于对教育的互补性投资，而其成果并非立竿见影。


因此，长期投资心态至关重要。深圳在早期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其作为成熟创新中心的崛起花了数十年时间。早期在产出和投资方面的收获与维持发展的知识、技能和制度的积累不是一回事。


如果等待结果成为一种熄灭前进意愿的负担，我们就有可能放弃那些需要时间来建设的东西。我们要问倡导经济特区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公共和私营部门是否准备好超越快速结果来看待问题？

制造业危机无法通过设计经济特区而不关注上述四种文化模式来应对。经济特区不是复兴陷入困境的企业或增加数字工作者所执行任务的灵丹妙药。它们仍然容易受到导致企业失败的根本问题的影响。它们的前景取决于在其中学习、实验和创造的人们。



关键概念解释

经济特区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经济特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境内划出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比其他地区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特殊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区域。其目的通常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就业、促进出口以及测试新的经济政策。中国于1980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首批经济特区。经济特区通常提供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土地使用优惠等激励措施。


创意特区

Special Ideation Zones, SIZs


创意特区是本文作者皮耶罗·福米卡教授提出的概念，指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以创意、想象力、原型制作和测试为核心驱动力的区域。作者认为，经济特区若要实现持久的创新与发展，必须超越单纯的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一种有利于创意产生和实验的文化环境。创意特区结合了想象力（imagination）、原型制作（prototyping）和测试（testing）三个要素，是经济特区在创新时代的升级形态。


竞合

Co-opetition


竞合是“竞争”（competition）与“合作”（cooperation）的合成词，指企业或个人在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的策略性行为。在竞合关系中，各方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通过共享资源、知识和能力来创造新的机会，同时在某些领域保持竞争。本文作者将竞合视为深圳教育文化的两大支柱之一，认为它允许竞争对手相互学习并共同创造机会，区别于纯粹的零和博弈式竞争。


有限博弈

Finite Game


有限博弈是博弈论中的概念，指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固定的参与者、确定的规则和明确的胜负标准的博弈。在有限博弈中，目标是赢得比赛，最终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本文作者用“有限博弈”来比喻纯粹的竞争关系——“咬人者获胜，被咬者失败”，以此反衬竞合（co-opetition）所代表的非零和、可持续的合作性竞争模式。这一概念与詹姆斯·卡斯（James P. Carse）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提出的思想一脉相承。


技术奇点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技术奇点是指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的发展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技术进步的速度将变得极快且不可预测，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这一概念通常与超级智能的出现相关联——当人工智能能够自我改进并超越人类智能时，其发展速度将超出人类的理解和控制能力。技术奇点的支持者认为它可能带来极度丰裕（物质极大丰富、疾病被攻克等），而批评者则警告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包括人类灭绝。本文引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2025年的研究，将这两种极端可能性作为说明性场景，而非等概率预测。


国际科学园区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Parks, IASP


国际科学园区协会成立于1984年，是一个全球性的科学园区、创新区和技术创业生态系统的专业网络组织。其成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园区、技术园区、创新中心和相关机构。IASP的宗旨是促进全球科学园区和创新区域之间的知识共享、合作与最佳实践交流，推动基于知识的经济发展和创新。本文作者皮耶罗·福米卡教授曾担任该协会科学委员会成员。


索菲亚·安提波利斯

Sophia Antipolis


索菲亚·安提波利斯是位于法国南部尼斯附近的一个科技园区，始建于1969年，由法国参议员皮埃尔·拉菲特（Pierre Lafitte）发起创建。它是欧洲最早和最著名的科技园区之一，聚集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涵盖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可再生能源等多个领域。园区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著称，被视为欧洲创新生态系统的典范之一。


香农自由贸易区

Shannon Free Trade Zone


香农自由贸易区位于爱尔兰西海岸的香农地区，成立于1959年，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自由贸易区。它的建立源于香农机场作为跨大西洋航班中途加油站的战略地位，旨在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和简化的海关程序来吸引外国投资和创造就业。香农模式后来成为全球众多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参考模板，对爱尔兰的经济转型和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作者



皮耶罗·福米卡（Piero Formica）教授是欧洲享有盛誉的知名知识经济学者与经济哲学家，现任爱尔兰梅努斯大学创新价值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知识经济学特聘教授，始终活跃在知识经济与创新研究的学术前沿。


他早年供职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此后长期深度参与欧洲范围内的创新政策咨询、科技园区建设落地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学术履迹覆盖欧洲多国，曾先后在瑞典、爱沙尼亚等国的高校担任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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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手创办国际创业学院，并牵头推动塔尔图大学落地了该校首个创新创业硕士项目，为当地搭建起体系化的创新创业高等教育培养路径。作为知识驱动创新理论的核心推动者，福米卡提出了实验型创业实验室的研究范式，为创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提供了开创性的方法论支撑，并于2017年斩获欧盟创新杰出奖，其专业贡献得到了欧洲层面的官方肯定。


2026年，他牵头发布《跨学科学校宣言》，面向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全新时代提出“喜悦之校”的教育构想，倡导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动文理深度交融，推行以真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教育模式，为面向未来的教育革新给出了兼具人文温度与前瞻视野的核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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