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全球化挑战和传统发展政策的局限，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思潮——去空间方法（place-neutral）和地方化（place-based）方法。这两种方法为区域发展设想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尽管尚无共识，但本文认为地方化方法更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发展。关于“发展”，本文承认其多维性和相对性，但为保论述简洁，本文将主要从经济角度解释。本文将首先概述背景、去空间方法的基本逻辑及其批判，随后简述地方化方法的优势。
(图片来源：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去空间与地方化方法的争论有两个重要背景。首先，全球化正在引领经济空间重组。尽管Friedman（2005）曾认为全球化下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将趋同，但实际上地区差异日益明显（Brakman和van Marrewijk，2008）。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全球化降低了传输成本，使传统产业的选址不再依赖地理位置，但高度知识密集型活动因传递隐性知识需求和对非交易性相互依赖（untraded-interdependency）的依赖而更需选址在有集聚效应的大城市（McCann, 2008）。其次，过去的失败案例使人们对传统自上而下的发展战略越来越悲观，这些战略往往最终滋生了依赖政府补助的“庇护经济”（Fratesi和Rodríguez-Pose，2016）。投入大量资源却收效甚微的区域发展战略屡见不鲜，如德国东部、意大利南部和英格兰北部的相关战略。
如果知道市场力量正压倒性地推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落后地区的发展似乎没有希望。而去空间方法的愿景就显得合理，即尽快有序地引导落后地区居民迁徙至经济潜力较大的区域。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去空间干预的基本原理是：集聚经济使大城市更具生产力，因此政府投资集中在降低人们向大城市迁徙的成本上，包括制度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这将减少贫困和提高整体繁荣。
但去空间方法也受到批评。首先，其对人口迁移机制的假设过于理想化。现代人口研究表明，迁移不仅依赖流动成本、信息可获得性和个人预算，还受个人特征、社区和亲属关系影响。其次，去空间方法高估了大城市地区的经济贡献。实际上，欧洲许多中小城市仍具有高生产力，对GDP贡献大（Barca等人，2012）。同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收入增长关联较弱（Bloom和Khanna，2007）。第三，去空间方法低估了城市集聚的规模不经济。除拥挤和污染问题外，Barca等人（2012）警告说，新兴国家快速城市化可能带来不确定威胁。同时，Kemeny和Storper（2020）认为，美国超级城市的房价和技能偏见阻碍了落后地区低技能人口的迁入。基于这些批判，我们应重新审视去空间方法的前提假设。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空间集聚，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没有潜力；过去发展政策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新政策不可能成功。地方化干预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其定义为针对地区的政策，强调关注地方社会文化制度特异性，旨在动员未开发的内生资源。下文将简述地方化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地方化干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认识到去空间干预对地区潜力的浪费。全球化带来经济空间集聚，但也为落后地区提供新机遇。面对全球化加剧企业竞争，创新对企业生存至关重要。如Vazquez-Barquero（1999）发现，就连传统大企业分支机构也变得有动力进行本地化活动，以利用特异性地方知识进行产品创新。然而，只有部分地区抓住了经济活动本地化机会。地方化方法认为，这是因为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背景中。一些地区，如南德，已实现地方潜力的动员（Storper，1997），而其他地区资源未被充分利用（Barca等人，2012）。然而，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正是地区方法对制度的理解，使其能发现这些潜力并制定针对性的制度政策来实现它们。必须承认，假设所有地区都有发展潜力的确过于乐观，而且制定基于地区的政策具有挑战性且需要更多的资源，但Rodríguez-Pose和Palavicini-Corona（2012）的发现令人鼓舞，因为在墨西哥，参与地方化发展政策的市政府的人类发展水平被发现比那些未参与的要高。(图片来源：哈佛大学 The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基于地区的干预是必要的。根据Gertler（2010），市场的自我调节并不是自然产物，而需要持续的政治行动进行维护。去空间干预似乎存在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因为其运作的基本假设必须基于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去空间政策的实际后果和空间表现，即日渐加剧的区域不平等现象，已成为滋生当代民粹主义的原因之一（Gordon，2018），而这对市场稳定又是不利的。面对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崛起, 我们的确应该思考应为落后地区做些什么 。
尽管确实如Barca等人（2012）所言，地方化干预在倡导公平上或许站不住脚，因为它可能带来更激烈的区域间竞争，但在去空间干预的无力和传统自上而下产业政策干预失效的背景下，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尝试采用地方化方法。
总之，本文对空间盲的方法进行了批评，并证明了基于地区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否认综合方法，即整合去空间方法和地方化方法的可能优势。然而，如果面临二选一的问题，地方化干预似乎确实更优越。
Barca, McCann, P., & Rodríguez-Pose, A. (2012). The cas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place-based versus place-neutr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2(1), 134–152.Bloom, & Khanna, T. (2007). The urban revolution: rapid urbanization may prove a blessing, provided the world takes notice and plans accordingly. Finance & Development, 44(3), 8–14.
Brakman, & van Marrewijk, C. (2008). It’s a big world after all: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location and dista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3), 411–437.
Fratesi, & Rodríguez-Pose, A. (2016). The crisis and regional employment in Europe: What role for sheltered econom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9(1), 33–57.
Gertler. (2010). Rules of the Game: The Place of Institutions in Regional Economic Change. Regional Studies, 44(1), 1–15.
Gordon. (2018). In what sense left behind by globalisation? Looking for a less reductionist geography of the populist surge in Europe.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1(1), 95–113.
Kemeny, & Storper, M. (2020). Superstar cities and left-behind places: disruptive innovation, labor demand, and interregional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Inequalities Institut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cCann. (2008).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the world is curved, not flat.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3), 351–370.
Rodríguez-Pose, & Palavicini-Corona, E. I. (2013). Does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ly work? Assessing LED across Mexican municipalities. Geoforum, 44, 303–315.
Storper.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Guilford Press.
Vazquez-Barquero. (1999). Inward investment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trategies of large firms and territorie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1(1), 79–93.
本文作者郭青源，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区域与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曾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区域与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主攻区域发展，城市规划系统动态，乡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