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欧洲是经济学各大学派与学界蓬勃发展的年代。因为全球化、殖民主义、工业革命等因素为西方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同时经济学界的发展并未基本定型，不少奇谈怪论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Frédéric Bastiat，1801 –1850）曾在其著作《所见与未见》中驳斥了一个“荒谬的言论”。这一缪乱认为“当一个路人经意或不经意间打破了业主的窗户，业主便需要聘请修窗工人补全窗户并从玻璃生产商处购买新的窗户：这一商机创造了新的投资并为社会带来了更多工作”。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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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破窗户确实可以让修窗工人与玻璃生产商受益，并刺激社会经济内需和带动产业加速生产，进而让社会经济受益，但这一理论并未考虑机会成本。打破窗户看似为修窗工人和玻璃厂商创造了商机，但实际上却牺牲了原本并未发生的机会成本：业主原先或许有机会用修窗户的钱去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进而推动社会中其他产业的发展。

巴斯夏在其著作中以买鞋为例，原本业主的投资能为鞋店与鞋匠创造收入，并让店铺与店员有机会去购买其他生产商的产品。这样一样能创造乘数效应，但因为窗户被打破，原有资金被转移成花钱修缮窗户。因此不但业主失去了买鞋的金钱，失去了买鞋所创造的乘数效应，还需要花钱修缮不必要破损的窗户。这两者的乘数效应不但被抵销，业主也损失了同时拥有不被打破的窗户与购买鞋子的机会成本：消费者与社会整体皆承受了损失。简单来说修复破损窗户带来的商机是建立在原先未遭遇损失时其他产业的商机之上的，而且负面影响可能更为甚之。

破窗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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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经济学（War Economics）主要研究的是战争发生的原因以及战争对交战双方各国的经济影响和作用。阿瑟·赛斯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 – 1959）是19-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及剑桥学派的主要奠基人，其思想先后影响了诸多剑桥出身的经济学者。庇古曾在其著作《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全面讨论了战前、战时和战后各大阶段中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也为战争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庇古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并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与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相悖）。他的战争经济理论贯穿着 “尽可能避免牺牲国民福利”的主张，所以庇古提议将部分富人收入转移给穷人并强调通过征税来筹措军费（富人多征税穷人少征税）。庇古也指出要制止少数人通过攫取战时利润而牺牲社会大众的利益从而引起社会的嫉恨。简而言之就是尽可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资源的均匀分配并避免少数人发战争财进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

阿瑟·赛斯尔·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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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瑟·赛斯尔·庇古的著作《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诸多相似学术论述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关于战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战争带来的积极影响（如部分产业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而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债务、资源的不均匀分配、社会动荡等等）往往是长期和不可控的。二、从经济角度来看，虽然为震慑他国和维持区域或国际和平做出的军事开销是必要的，但军备竞赛中无节制的扩军和军费支出都是浪费。

庇古的战争经济学理论与巴斯夏的破窗谬论有诸多相通之处。比如通过持续的战争和军备竞赛带来的军工业发展虽然短期内有利于国内部分产业经济的振兴，但长期来看无疑有诸多弊端。持续获利的军工业大亨无疑会持续通过对政商界高层的影响维持军需扩张或军火制造的需要；胃口越来越大的军方不会希望世界一直维持和平：因为一旦世界持久和平，军事力量和军需的扩张就失去了必要性；持续的对外战争势必会造成国内社会与经济动荡等等。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就好比路人打破了窗户为玻璃厂带来了利润一样，军备的无序扩张与战争的持续无疑会造成新的国内社会与经济问题。

然而如果被砸坏的窗户位于其他国家和社会，那么拥有玻璃厂的国家和社会则会成为更大的获利者。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经济学家爱德华·所罗门（Edward Solomon，1913-99 年）通过化名和笔名，在20世纪中叶和下叶神秘的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著作，并开创了著名的“永久战争经济理论”（Permanent War Economy）。这一理论在 194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激进左派的争论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持续推动美国对军事扩张与对外发动战争的需要。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事无疑让美国成为了最大的获利者。美国在战争前中期向各国售卖军火和各类商品，刺激了其国内的各大产业增长与军工业的爆炸式发展。美国在战争的中后期参战，并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迅速结束战斗避免国内资源被战争过度消耗。美国在战后再通过一系列举措为自身在全球各大地区提升控制与影响力（如“马歇尔计划”：以援助之名，实际控制西欧）。

二战中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星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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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也在两次大战期间大量流入美国，为美国带来了持续的资金流入和战争红利（比如二战期间全球75%的黄金流入美国，为美国在战后将美元与黄金绑定奠定了道路）。美国似乎通过自己的战争经济学模式战胜了破窗悖论的负面影响。爱德华·所罗门也认为，战争经济为美国带来的红利是如此之大，美国也将进入永久的战争状态：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美国也将开始为下一次战争的爆发做足准备。

然而虽然美国极大化地避免了破窗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战争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国内社会与经济面貌。比如在两次大战中，大量的资金的流入提高了通货膨胀并实际削减了工人（社会大众的）工资；产业振兴和对外贸易的巨大红利提高了企业的利润和结余，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通过对其盈利结余的再投资与行业资源的整合让其在市场中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并开始兼并或消灭中小型企业 —— 更多的资本和资源开始向极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两点均与庇古提倡的“富人的部分资产应转移给穷人以实现均匀分配”和“避免少数人发战争财”完全相悖。

当代美国的海外驻军与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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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两战过后、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代依旧未能脱离战争经济学所指引的道路。直至今日的俄乌冲突，美国依旧通过远在东欧的“代理人战争”维持着战时经济红利的继续。俄乌冲突极大地提振了美国军工业的发展与再工业化的复兴，大量欧洲资本外逃美国，并让美国能以几乎数倍的价格将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卖给欧洲赚取高额利润。

然而美国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与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衰落却也在随着时间不断推进着。历史终将证明美国究竟是有能力彻底战胜战争经济学与破窗谬论，还是庇古和巴斯夏这两大经济学家在一百余年前提出的两大经典理论更能经历岁月的考验。

本文作者吴家睿，科睿研究院Associate Fellow，当代史研究者。主要兴趣为当代经济与金融史、中国政治经济、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发展、中国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