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简介：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的成名之作。总体来说，这本书不如我不久前读过的《叫魂》写得出彩。魏斐德对于各种社会科学流派的掌握显然不如孔飞力，这导致了《大门口的陌生人》对于许多历史现象的因果分析不如《叫魂》精彩，其背景介绍也远没有《叫魂》广阔。当然，《大门口的陌生人》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社会科学的发达程度是无法和《叫魂》成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的。同样出于写作时间的原因，魏斐德在写作《大门口的陌生人》的时候能够接触到的第一手汉语史料是十分有限的，这限制了此书的深度。另外，王小荷的翻译存在许多问题，也影响了阅读体验。不过，尽管如此，本书还是一本能够促进思考的历史读物。在展示我阅读此书之后的感悟前，我先简单回顾一下《大门口的陌生人》的内容。

《大门口的陌生人》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东社会的情况：团练运动的兴起，反洋人主义的盛行，官府的进退两难，等等。在第一篇“爱国主义的政治”里面，魏斐德认为三元里抗英是彼时社会思想的分水岭。三元里抗英让民众过分地相信自身的力量足以战胜英军，更造成了民众与官府对立的情绪，为之后的反进城运动打下了伏笔。在第二篇“抵抗的政治”里面，魏斐德详细地叙述了反进城运动时总督与巡抚进退维谷的状况。广州民众如此强烈的反洋人主义，让人联想到黑船事件日本被迫开国之后的攘夷运动。在第三篇“地方主义的政治”里面，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疲弱无力的社会，在排外热情耗尽以后，竟然对外来侵略者表现出了欢迎，这让我想起了印度被英国征服之时的可怕的场景——民众简直是希望英军前来维持秩序。

明清小政府与乡绅社会的来由：

读完《大门口的陌生人》后，最让人惊讶的也许是看似如此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大清政府对于社会的掌控力竟然如此之弱，常常需要“团练”来保卫村庄和城市，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经常说的“明清是皇权专制主义的巅峰”在这里仿佛被击破。由此产生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一个如此孱弱的社会是怎样维持了接近于欧洲面积的地区的大统一的呢？其实，在我看来，“孱弱”正是明清时代维持稳定的大统一局面的关键所在。

明清社会是不能够代表中国古代社会的全部的。且不说先秦时代以周天子为共主的社会形态，就看秦汉和隋唐。秦汉是小家庭制的，不同于明清的宗族社会 [1]。商鞅变法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分灶”——让成年男子离开原有的家庭，这样有利于开垦荒地，而且减少了征税阻力。隋唐时期，政府原则上都是抑制土地兼并的 [2]，至少在王朝控制力犹盛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也不同于明清时代地主—佃农式的社会 [3]。此外，宋之前的社会，总存在有强大的贵族集团势力，这些贵族集团在中央垄断了政权。但是，这些情况在宋代之后，都发生了改变。可以说，秦之后宋之前的社会是地方上以自耕农为基础的，中央政府由世家大族把控的 [4]——王朝盛世期以自耕农为支柱，尔后土地兼并坞堡豪族并出，国家遂分裂，就进入乱世。宋之后的中原社会，排除辽金元西夏统治时期，是以士绅为主体的，这与宋太祖“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有很大关系 [5]。自从杯酒释兵权后，重文轻武成为千年之国策，随后宋太宗赵光义大开科举之门，广纳寒门子弟，使得政权基础从此下移。这也正是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要义。

因此，相比于汉唐，明清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与“明清是皇权专制主义的巅峰”的论断并不矛盾。恰恰是因为吸取了门阀士族威胁皇权、武将拥兵自重的历史教训，宋代统治者有意下移政权基础，以非军功贵族出身的缙绅为政权骨干。相比于军事贵族大地主，文人小地主总是更好控制一些，所以在政府内部皇权更为集中了，发生像八王之乱那样的大规模叛乱的难度大大提升了。尽管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不如从前（西汉和盛唐政府的征税能力与征兵能力都要高于宋明清政府 [6]），直接威胁统治政权的力量也被极大地削弱了，政权的稳定更易于实现。所以不同于汉唐往往为外戚和地方军阀所困扰，宋明政府更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外部——北方的游牧民族。满清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明代，现代中国的版图上同时存在着多个政权，维持着一种多国体系。满清对蒙藏和内地分而治之，采用不同的制度，从而将多国体系转变为了一个内部有着不同的文化区域的帝国，这个帝国在汉地依然沿用明代的乡绅社会进行统治。

乡绅社会与近代中国革命：

乡绅社会，从其历史由来上看，就是皇权为了减少威胁而选择的社会模式，因此必然是孱弱无力的。宋代及其后的政府以“皇权不下县”的自我削权换取乡绅替代军功贵族成为政权骨干，以此维护一家一姓之江山。在这一进程中，包括皇权在内各种社会力量都被削弱，以实现皇权对于其他社会力量相对优势。这样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相当孱弱无力的社会[7]，这就是明代后期税收困难兵员不足而宋明皆亡于异族之手的原因所在（此处可参考黄仁宇关于明代税赋的研究 [8]）。清代的不同，只不过在于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罢了。满清解决的办法，是建立满蒙政治联盟，在此基础上又控制了西藏的宗教领袖 [9]，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增强汉地社会组织能力。因而当西方人东来之际，朝廷只能依赖“团练”进行抵抗，正式兵员远远不足以应对危局。

晚清朝廷依靠汉人士绅来自强，来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来收复新疆，这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地方上士绅们掌握了权力，在中央层面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产生了竞争（集中体现在皇族内阁的问题上）。最终这种权力失衡的局面葬送了清王朝。然而，随后民国仍然是建立在缙绅的基础之上的，缙绅阶层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不会拥戴一个强权政府，明清小政府才是乡绅的最爱。因而，缙绅们无法使得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孙中山先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从苏联引进了列宁式政党——一种强调党性的组织方式。在此，我很赞同武大刘仲敬博士的观点：gmd和gcd就其组织方式而言都是列宁式政党，因为gcd是更加彻底的列宁式政党，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所以战胜了gmd [10]。之后的土改彻底摧毁了乡绅社会，仿佛一千五百年前北魏拓跋氏均田制的重现[11]。至此，宋代以来的弱政府乡绅社会，就被一个强力政府所主导的社会取代，中国开始真正走上了强国之路。

另一条道路？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中国会不会有另一条发展之路呢？中国的乡绅阶层，在英国中古时代也存在过，这个阶层推动了英国的商业发展间接促进了工业革命，这个阶层在英国还推动了光荣革命，形成民主政体。为什么乡绅阶层在中国就成为了社会总动员的阻碍，成为了富国强兵的拦路虎，而在英国却是商业和政治革命的主力军呢?我认为，地缘政治是最大的影响因素。英格兰四面环海，岛内苏格兰威尔士构不成大威胁，实属天险之邦，自诺曼征服后千年无外敌踏足；中国从秦以来就为北方彪悍的游牧民族所困扰，从永嘉胡乱到靖康之耻再到八旗入关，无不改变了中原社会原本的发展轨迹；西面南面之民族亦甚凶残，唐之南诏、宋之大理、明之倭乱，神州所在实乃四战之地也。南宋和晚明，士绅阶层大量经商，商业飞速发展，晚明士人组建东林党积极评议朝政，俨然有英国式议会政治的发展趋势。无奈铁骑南下，江南富贵乡惨遭兵燹，士绅阶层不得不匍匐在异族皇权的淫威之下。而且，英国虽与欧陆隔海，但商业上、海洋上的竞争从未止步，这就要求英国政府积极提高社会动员能力，具体的办法就是王室出面鼓励商人参与海外竞争，然后与商人共分利润（例：都铎王朝的特许经营证、东印度公司）。

英国政府征收的商业税反过来为本国商人在海外竞争提供军事庇护，因而得到商人的支持。相反，中国虽与北方游牧政权长期对峙，但是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政权而征收的南方的税负，并不能够给南方商业集团带来任何竞争上的帮助，因而被抵制（晚明多次发生反对征收矿税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社会阶级构成，中英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外部环境与德法类似，都处于四战之地，法国历代君王积极构建集权政体，普鲁士更是以容克贵族为主体，以军事为先导，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都没有依赖像中国这样的“文官—乡绅”二元结构。可见，中国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唯有强力政府主导的准军事化体制才能存活于这样险恶的四战之地，建立在“乡绅—中产”基础上的民主政体更适合天险环绕的英伦。因此，列宁主义政党，以其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而取得胜利，恰是历史的正确选择，1949年后新中国走上强政府主义之路，势在必然[12]。

乡绅社会，是孱弱的，是不具备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的。它比中古世家豪族的社会更有利于一家一姓的统治，因而被宋代君王选择，并在清代发展到了这一社会组织模式自身的最优状态。但是即使这样，它仍然不能有效地迎接踏海而来的洋人和从西伯利亚森林中走来的俄罗斯人所带来的挑战，最终为从苏联传入的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模式所替代。

对当下的启示：

本文作为一篇不够严谨的随笔，回顾了革命前中国社会的状态与历史的纹路，意在打破“明清是专制皇权巅峰”和“中国社会两千年没变过”的刻板观念，意在为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的苦难提供常识性知识。其实本文的许多论断早已是历史学界的共识了。

从社会组织模式和资源汲取能力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红色革命的意义，为理解49-76年和2012年以后的历史走向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知识。面向2020年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家将往何处去”的时代大哉问，我们需要重塑历史观念，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新审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时常反过来。

我坚信，没有“国家能力”的建设，个人自由就是枉谈；没有以绝对而细密的权力为后盾的“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并不会自发形成，产业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