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不仅改变了各自国家的历史轨迹，也对全球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古巴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等事件 ，都是这一时期标志性的历史节点。
这也是今天值得许多中国企业去关注，学习和体会的历史性事件。今天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但是也是在2010年以后慢慢才有走出去这件事。那么走出去以后如何保证海外投资的安全？这些现代历史上的事件是我们这篇文章分析，研讨的重点。
“效率”与“公平”从来都是人类历史上尽管存在矛盾、但却被人类不断追求的一对“双壁。”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这些变革和运动，无论是出于民族解放、社会正义还是政治理念的追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于自由、平等和尊严的不懈探索。然而，从效率的角度上看，这也为社会上创造财富的发动机：大型跨国公司制造了很大的挑战。
在宏观地缘政治的影响下，这些事件不仅重塑了国家间的权力结构，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重新配置和安全规划。国家间的合作与对抗，导致了资本流向的变动，投资者和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风险和机遇，调整其资产配置策略。
这种情况，现在走出去的投资人，管理者，政府高官，企业领袖，都是必须要清楚明白的。
历史是什么？笔者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对事物的记叙与论述。历史是一种“心灵的器官。”
历史是一种思想的方法。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善于记录历史的民族。历史是中华民族做决策，做判断的重要方法。笔者至今记得，小时候在家乡，幼承庭训，跟父亲读书。父亲非常强调史记的重要性。我至今还记得父亲提起史记，那温和而崇敬的眼神。因为读史记，人会明白天下的大势与大义，更是能培养思辨的能力。稍年长知道要读春秋，“关公夜读春秋而知大义。”
我们的国家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了二战之后的海外投资热潮。但是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自己湿了鞋，才知道河边不能走。” 对世界当代历史上相关事件的了解，学习和判断，有助于领袖们的决策。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政府迅速实施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包括激进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措施，特别是对美国在古巴的糖厂、矿山和电力公司的资产进行没收。
古巴圣地亚哥德古巴风化墙上的菲德尔万岁标志
这些行动直接触发了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急剧恶化，美国随后对古巴实施了全面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封锁，这一封锁一直持续到今天，对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古巴革命胜利后，亲美独裁政权转向社会主义政权。古巴政府的这些行动，包括对外资企业的全面没收，对民族大中资本的国有化，以及市场的国家干预，都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许多中产阶级和职业人士离开古巴，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古巴革命对拉美左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巴成为了拉美唯一的激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反美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对拉美邻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古巴支持拉美各国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视自己为拉美革命的中心，推动了拉美地区的左翼运动。
哈瓦那革命广场
如今古巴的经济“模式更新”进程已经走过了十年。这一进程旨在对古巴的经济模式进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生产力，同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具体措施包括对外资的吸引、对个体经济的鼓励、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等。
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的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巴吸引海外投资，尤其是西方国家投资的能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这是一个根子在于产权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比如英国，大宪章的时代就规定了国王向贵族怎么收税的具体办法，贵族的义务及其相应的权利，确立了“王在议会，法在宪章”的根本准则。
私有财产尤其是外国企业的私有财产如何得到保障？与其寄希望于个别领导人的“洋务运动”，不如相信真正的，在现在的古巴，个体与私有的财产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这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穆罕默德·摩萨台是伊朗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他在1951年担任伊朗首相期间，成功地将英国控制的伊朗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后称英国石油公司）国有化。自1913年以来，英伊石油公司一直控制着伊朗的石油资源，并从中获得巨大利润，而伊朗仅能获得少量收益。伊朗人民对英国的控制和剥削感到不满，要求收回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
1951年4月28日，摩萨台被伊朗议会选为首相。上任后，他立即推动石油国有化法案，并在5月1日正式实施。摩萨台政府派遣特使接管英伊石油公司的资产和设施。英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采取了经济封锁和法律诉讼等措施。英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并在波斯湾部署海军以施加压力。美国和英国策划了1953年的政变（阿贾克斯行动），推翻了摩萨台政府。
穆罕默德·摩萨台
尽管摩萨台被推翻，但他的国有化行动激发了伊朗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并对后来的伊朗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石油国有化导致伊朗石油产量大幅下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但这一行动展示了民族主义力量对抗殖民剥削的决心。摩萨台的国有化行动是伊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体现了伊朗人民对自主权和资源控制的强烈渴望。
摩萨台对英国石油公司控制的伊朗石油的国有化，根本原因，正如亮剑里李云龙所说，“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中国有数百年不屈不挠的与殖民主义对抗的历史。在海外投资，与前殖民主义者不同，我们要的是自己的利益与当地的利益同时得到最大化。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结束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宗教领袖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共和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变革，它还深刻地改变了伊朗的社会结构和国际地位。
革命后，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包括没收所有外国资产，尤其是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和企业。这些行动直接触发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的事件，这一事件被称为“伊朗人质危机”，导致了长达444天的外交僵局。这场危机不仅引发了美国对伊朗的强烈反应，也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敌对状态。
此外，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革命后，伊朗成为了反对西方干预和影响的力量，其政策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伊朗的革命政府也被认为协助了黎巴嫩真主党及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成立，其外交政策呈现出革命姿态，试图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推动其伊斯兰革命的理念。
伊朗国旗挂在德黑兰街头，庆祝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周年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场革命是伊朗现代化发展的客观产物，它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然而，革命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包括经济发展的问题、政治代际接续的问题以及与超级大国的关系问题。伊朗如何在维护其革命理念的同时，应对国内外的挑战，成为了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
苏伊士运河的建设和管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运河的开通极大地缩短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航程，对于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在19世纪中叶，为了促进贸易和加强与亚洲的联系，法国获得了在埃及建设运河的特许权。经过十年的建设，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正式开通。
在运河开通后的几十年里，经营权主要掌握在法国和英国手中。英国在1882年以保护其在埃及和印度之间的重要航线为由，实际上占领了埃及，并间接控制了苏伊士运河。此后，英国和法国成为了运河的主要股东，并通过苏伊士运河公司（Compagnie Universelle du Canal Maritime de Suez）管理运河的运营。
在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前，英国和法国已经控制了运河近90年。在这段时间里，尽管运河为埃及带来了巨大的过境贸易，但大部分利润都被英法两国所占有，埃及本身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此外，外国控制运河也被视为埃及主权和独立的一种侵犯。
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政府认为，苏伊士运河是埃及的自然资源，其收益应该直接用于埃及的国家发展和民众福祉。因此，国有化运河不仅是经济上的需要，也是民族自豪感和国家主权的象征。纳赛尔政府希望通过运河的国有化，能够更好地控制运河收入，用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用于资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阿斯旺大坝。
在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这一行动直接挑战了英法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苏伊士危机随后爆发，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采取了军事行动，但在苏联和美国的压力下，三国不得不撤军。埃及成功地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收归国有，这一事件是埃及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运河国有化后，埃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管理和运营这条重要的水道。自此，埃及政府高度注重苏伊士运河的开发和整治。
成立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Suez Canal Authority, SCA），这是一个专门负责运河运营的政府机构。管理局负责运河的维护、航道的疏浚、船舶的领航和管理工作。通过有效的管理和运营，苏伊士运河成为了埃及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现如今，单是这样一条黄金水道，每年就能为埃及创造近百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埃及GDP的2%左右。
埃及政府对运河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建和现代化改造。这包括加深和拓宽航道，提高运河的通航能力，使得更多的船只能够通过运河，从而增加了运河的通行费收入。这些收入对埃及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埃及还利用运河的地理优势，规划和建设了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旨在将该地区打造成全球贸易和物流的枢纽。通过吸引外资和促进当地产业发展，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为埃及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国际合作方面，埃及政府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以提高运河的运营效率和安全性。例如，运河管理局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引入了先进的导航和监控系统，确保船只安全通过运河。
进入埃及苏伊士红海苏伊士运河的货轮
苏伊士运河对埃及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根据2019年的数据，苏伊士运河为埃及创造了1359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到了2022年，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更是达到了8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收入占埃及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相当可观，是埃及国民收入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之一，与石油收入、旅游业收入和侨汇并称为埃及经济的四大支柱。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对全球贸易也至关重要，它连接了红海和地中海，使得亚洲到欧洲的航程大幅缩短。据估计，苏伊士运河每天往西方的运量是51亿美元，东向亚洲的货运量是每天45亿美元，总计每天约96亿美元的航运价值。运河的堵塞或不稳定会直接影响全球贸易，尤其是对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造成重大影响。
此外，苏伊士运河还拉动了大量沿岸就业。随着运河的扩建和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埃及政府在运河沿岸组建了新的省份，并启动了国家发展项目，旨在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建设，包括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经吸引了大量投资，创造了数千个直接就业岗位，并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埃及政府通过有效的管理和运营策略，使得苏伊士运河在国有化后继续保持了其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为埃及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西奈半岛尤其是北西奈半岛一直以来是反恐的重点地区。西奈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伊赫是闻名遐迩的世界级旅游，潜水圣地。同时此地紧邻加沙，靠近全球局势热点地区。埃及政府在此地的反恐问题上做的比较好。这也是埃及能够把苏伊士运河经营做的相对较好的原因。
横跨苏伊士运河连接非洲和亚洲大陆的坎塔拉大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伊士运河是被埃及国有化之后，运营的相当成功的例子。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国有化苏伊士运河之后，埃及政府能够坚持认真经营这一产业。第二，埃及政府从上到下，了解并能清楚的认识到苏伊士运河对埃及的巨大意义。第三，由于苏伊士运河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均会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支持埃及政府和人民的立场。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运营的相当成功的例子。
在接下来，中国的企业肯定会有大规模的海外工程施工建设。无论是港口，桥梁还是运河，在这方面，权衡好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兼顾我国与投资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是必由之路。
乌戈·查韦斯在2000年代担任委内瑞拉总统期间，推出了一系列以“21世纪社会主义”为名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减少外国资本在委内瑞拉经济中的影响力，并通过国有化手段加强国家对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查韦斯政府没收了多家外国石油公司、农业公司和其他行业的资产，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的自主权。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例如在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领域的投资，以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福利。政府利用石油收入实施了一系列社会“计划”，如免费医疗和教育改革，以及为国有商店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措施显著改善了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然而，这些政策也引发了国内外的争议。一方面，国有化政策导致了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影响了委内瑞拉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和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随着国际油价的波动，委内瑞拉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模式暴露出了脆弱性。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策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穷人的生活水平，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查韦斯的政策过度依赖石油收入，忽视了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性，导致委内瑞拉的经济变得极其脆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此外，查韦斯的集权统治和对反对派的打压导致了政治环境的恶化，政府对媒体和司法系统的控制进一步削弱了民主制度，增加了社会的分裂和不满。
虽然查韦斯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巨大，但这些措施缺乏长期的财政支持，导致福利体系难以为继。查韦斯的反美立场和与一些争议国家的联盟使委内瑞拉在国际社会中变得孤立，进一步限制了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空间。再加上政府时期的腐败问题严重，公共资源被滥用，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和公共信任。
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经历了多个文明的兴衰，包括查文文化、莫奇卡文化、纳斯卡文化和印加帝国等。印加帝国是秘鲁历史上最著名的文明之一，其首都库斯科是印加文化的摇篮，印加帝国的遗迹如马丘比丘古城至今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马丘比丘古城全景
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秘鲁成为了西班牙在南美洲最富庶的殖民地之一。秘鲁于1821年宣布独立，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只是并未立即迎来稳定，经历了多次政治动荡和军事政变。
秘鲁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多次起伏。19世纪，秘鲁曾因鸟粪出口而短暂繁荣，但随着资源枯竭而落幕。20世纪中叶以来，秘鲁政府试图通过改革和经济开放来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近年来，秘鲁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多边合作，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秘鲁与中国自1971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稳步发展，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
秘鲁的矿产出口占据了国家出口总额的60%，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秘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港口设施的不足，限制了矿产的出口和国家的经济发展。
秘鲁政府宫殿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秘鲁与中国企业展开了合作。2019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的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收购了秘鲁火山矿业集团所拥有的钱凯港60%的股权，并计划将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港口。钱凯港的地理位置优越，距离秘鲁首都利马仅五六十公里，且是天然深水良港，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企业的投资和建设，不仅为秘鲁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资金，还将为当地提供9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钱凯港的建成将极大地促进秘鲁的矿产出口，成为南美通向亚洲的重要门户，改变跨太平洋贸易格局。
然而，就在港口建设接近完成之际，秘鲁国家港务局（APN）却突然宣布要撤销中国企业的独家经营权。这一决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独家经营权是秘鲁方面在5年前授予的。秘鲁国家港务局声称，授予独家经营权是“行政错误”，并要求法官撤销。
秘鲁政府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猜测。一方面，有人认为秘鲁是想在利用了中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后，扩大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美国等国家可能在背后施加影响，试图阻止中国企业在全球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和运营。
根据最新报道，中国企业在秘鲁钱凯港的权益已经得到了恢复。秘鲁政府在总统博鲁阿尔特访华前，决定归还中企港口独家经营权，从而缓和了此前的紧张局势。秘鲁国家港务局局长帕斯表示，中远海运集团的独家经营权已经成为事实，诉讼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并且政府律师已经正式请求法官驳回民事诉讼。这一决定是在博鲁阿尔特签署了《国家港口系统法》修正案之后做出的，该修正案规定秘鲁国家港务局有权向私营公司授予独家经营权，为中企重获秘鲁在建钱凯港独家经营权铺平了道路 。
秘鲁钱凯港
这件事与当地的政治局势，大选情况密切相关。更关乎中国企业的切身利益。从这件事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巨大的教训，那就是一方面在海外要以法律，行政和各种资源来保障中国企业的权益；另一方面，切不可对部分国家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有太多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在全球投资和合作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必须展现出更高的审慎和智慧，以应对潜在的复杂挑战。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诫我们，国际社会是一个紧密相连、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的未来休戚相关，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共同面对挑战，追求共赢的结果。
在进行国际投资时，风险控制措施不容忽视。这包括但不限于：深刻理解海外投资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保持强烈的风险意识，保持敏锐的合规意识，从每一个文件做起，建立专业的团队进行合规审查，以及确保专业人才处理专业事务。正如中国兵法所言，领导者永远不应自断其翼，这句话的深意需要每位挑战者和创业者自己去体会。
企业的海外投资不应仅是孤立的行为，而应是政府、外交界、众多企业、行业联盟、学术界和智库，乃至更深层次资源整合的共同行动。正如历史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应携手并进，形成强大的合作网络。
我们必须坚持法治而非人治，强调规则而非关系。不应将项目的希望仅仅寄托在与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上，以免因人废事，导致项目因个人关系的变动而受到影响。
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中国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和适应，同时也需要坚守原则和价值观。期待在一个更加开放、合作和繁荣的未来，中国企业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发展，也能够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