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高兴代表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成员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mier Papava）教授向大家翻译及分享他的最新学术著作《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

本书是一本探讨经济学前沿问题的论文集，其研究范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的限制，聚焦于那些非平凡且极具争议的议题。书中不仅为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危机进行了辩护，还提出了诸多克服危机的创新性建议。

3.1 导言

社会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平等——或至少是接近平等。然而，至今尚无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平等定义。通常，人们会区分平等的不同维度：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机会平等以及结果平等（Friedman, Friedman 1990, ch. 5）。相较之下，“不平等”一词在公共话语中更为常见，用以反映人们对现实中平等状况的普遍感知。在社会层面，不平等是指人们在获取公共产品、财富、声望与权力方面机会不均等的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平等”并不等同于“相同”，除某些特殊情形外更是如此。绝对平等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在生理特征、机遇以及智力等方面存在与生俱来的差异（e.g., von Mises 2015, ch. 3）。与此同时，作为个体，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每个人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同类权利，就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人生（Friedman, Friedman 1990, 129–131）。这种理解引出了机会平等的定义（Friedman, Friedman 1990, 131–134）：无人有权任意阻止他人运用自身能力去实现目标，且这种机会应完全由个人的能力所决定，而不应受到出身、国籍、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的限制。

在现实中，“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与机会平等，通常是通过法律平等原则及其相关政策得以保障（Friedman, Friedman 1990, 132），即社会成员享有平等参与民主制度的权利，从而共同塑造可能实现的社会秩序（von Mises 2015, ch. 3）。

在理论层面，经济学家往往将平等理解为机会平等（e.g., Roemer 1994, 179）；然而对普通公众而言，平等更多意味着收入与财富的均等化。因此，许多公民将改革与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直接画上等号（von Mises 2015, ch. 16）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在于，此类改革及其伴随的话语有可能最终摧毁经济体系。旨在促进平等的政策，往往导致部分人迅速挥霍所得，另一部分人则重新积累财富，于是平等问题再次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挥霍财富者缺乏改变行为的动力，而勤勉节俭者也会丧失保持这些品质的意愿（von Mises 2015, ch. 16）。国际经验表明，即便诉诸恐怖手段，社会的结果平等依然无法实现。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人们认为生活本质上不公，政府既无力也无法根本纠正不平等，而不平等将永远存在。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市场常被视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Friedman, Friedman 1990, 146–148）。卡尔·马克思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继承者——共产主义者——坚信这一观点，而这也成为当代西方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市场机制究竟与平等理念整体对立，还是仅仅与“结果平等”原则相冲突？

【1】Essay 3是基于Papava (2004, 2007)的研究。

3.2 自由市场模型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通常分为自由市场与现实市场两类，而自由市场模型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抽象构想。

自由市场的基本要素包括：

1. 买卖双方可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即竞争者数量不受限制；

2. 所有资源（劳动力、物质、资金）具有流动性；

3. 每个竞争者均可掌握完整的市场信息（包括供需、价格等）；

4. 同类产品的同质性（无商标或质量差异）；

5. 任何竞争者均无法影响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决策。

这一体系的核心原则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在这种原则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效率，以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亚当·斯密的表述中由“看不见的手”加以引导。这些条件为我们分析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以及其是否在平等条件下进行互动，提供了基础。

根据第一项特征，所有买方与卖方在进入或退出市场方面享有同等自由，因此，从市场参与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平等的。

所有资源的流动性使市场主体在业务类型调整上受市场支配而趋于平等。

每个竞争者拥有完全市场信息对其平等性同样关键，因为这排除了因信息不全导致错误行动的可能性。

同类产品的同质性使所有企业家在销售产品时处于平等地位，消费者在购买时亦平等。

由于任何竞争者都无法将自身意愿强加于他人，他们在决策层面亦是平等的。

由此可见，自由市场模型隐含着一个假设——市场参与者享有充分的机会平等。换言之，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市场平等意味着所有主体在市场参与、经营调整、信息获取、同类产品的生产与购买，以及决策制定等方面均享有平等机会。简言之，自由市场本质上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体系（Papava 2004, 2007）。

当自由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平等便自然实现，此时平等所提供的一切机会都得到了充分利用。由于自由市场仅是理论构建，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平等亦是理想化目标，而市场规制应尽可能向这一理想靠拢。

3.3 完美的“有形之手”与伪现实市场模型

伪现实市场应与现实市场区分开来，其特征是政府“有形之手”的理想化运作。自由市场模型虽然具有吸引力，但无法解决某些重大问题，即市场失灵。主要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和公共产品（以及重要的准公共产品）。

为了减少外部性带来的不平等，政府必须介入市场，因为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行政规制，二是外部性内部化。行政规制指政府机构直接禁止特定的负面影响，或为其设定上限。外部性内部化则是通过经济激励，将外部性成本转嫁给造成外部性的生产者。对于负外部性，这种内部化可以采用单位税（庇古税）的形式，以促使生产者减少负面影响；对于正外部性，则可通过补贴机制，激励生产者维持或增加正外部性。这些方法虽然能够缓解外部性导致的不平等，但仍无法实现完全的平等。

自由市场无法生产公共产品，因为其边际消费成本为零，且公共产品可被无偿使用，私营部门缺乏直接的生产动力，因此必须由公共部门来提供。公共产品本身是正外部性的载体，可能加剧不平等。那些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产品（如街道、消防与警务系统、图书馆）被称为准公共产品。虽然私营部门也能生产此类产品，但往往供给不足，仍需公共部门介入生产。

在生产公共产品时，平等是政府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产品应对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开放。

除此之外，政府还需通过消除市场准入壁垒、促进信息自由流通与资本自由流动，来维护自由竞争。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关键职能：建立支持市场运行的法律框架与社会环境；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充分就业来稳定经济；调节国际经济关系；防止国内经济主体之间的冲突；在紧急情况下直接管理经济；并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

因此，在现实市场中，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所取代。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垄断对信息与资本流动的限制，都会削弱市场保障参与者机会平等的能力，从而破坏市场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尽量减少对自由市场原则的背离，并尽可能促进市场平等。然而在现实中，政府的“有形之手”本身往往也会成为阻碍市场平等的因素。因此，旨在实现市场平等的政策，与自由市场模型一样，都是一种必要的理论构想。为了将这种理想化的市场模式与现实市场加以区分，我们称其为“伪现实市场模型”（Papava 2005, 67–69），即在这一模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不仅被要求减少市场不平等，而且在实践中真正发挥着作用。

3.4 “公共选择”理论与现实市场模型

分析政府“有形之手”的能力与效率，最有效的工具是公共选择理论（Buchanan 2000），它能够解释伪现实市场与现实市场之间的差异。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原则是：人们在公共角色中的行为，与其在私人角色中的行为并无本质不同。换言之，政府的“有形之手”可以被视为高层官员的政治行为。如果这只“手”未能减少不平等，问题根源在于执行这一职能的人。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官员的行为往往主要由私利驱动（e.g., Kozarzewski 2021, 27–32），由此产生政治寻租现象——即寻求和维持经济租金（超过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额外支付）。补贴是政治租金的典型例子。

虽然补贴本应作为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工具，以激励生产者，但在实践中，官员可能通过将补贴分配给特定受益者来换取其在选举中的支持，从而获取政治租金。通过征税、颁布禁令、设定配额或进口许可来限制竞争，同样是政治寻租的显著表现。这些政策不仅扭曲市场价格，还制造政治租金，从而破坏市场平等。

最为严重的不平等形式是经济歧视（Becker 1971），其表现为不同种族、民族、性别或年龄群体在就业、晋升、薪酬、教育等方面机会不均。当政府官员在政策制定中基于个人偏见行事时，实际上就是在为歧视赋予合法性。例如，在一个种族主义政府中，受优待的群体便是政治租金的受益者。

在政治租金的获取方式中，游说与互投赞成票尤为突出。游说是指掌握权力者利用政策宣传和决策来推行有利于其支持者的措施；互投赞成票则是立法者之间交换投票，以确保特定议案的通过。这类行为往往在实现政府既定目标的同时，带来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意外后果。

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政府“有形之手”常常无法履行其基本使命——减少市场不平等的原因。

在现实市场中，市场机制本身是克服不平等的关键。市场平等只能通过“市场民主”来实现。因此，政府“有形之手”的核心职能，应当是通过建立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削弱那些阻碍自由市场运作的力量。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关乎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等多重领域。

3.5 结论：市场平等的经济政策

总体而言，经济政策往往建立在特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包括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这三种思想体系都排斥收入绝对平等的原则，但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经济政策应使收入分配尽可能趋近某一最优水平。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功利主义主张政府应当最大化社会的总体效用——即以“福利单位”衡量的个人幸福或满足感。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假设，从富人手中取走 1 美元所减少的效用，低于将 1 美元给予穷人所增加的效用，因此，收入再分配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总体效用。然而，该方案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确定再分配的最优界限——一旦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削弱创造财富的动力，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应当追求“公平”的政策。然而，由于公平分配缺乏统一的定义，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实践中，通常强调提升社会中最贫困成员的福利（即极小化极大准则），而功利主义则追求社会成员平均效用的最大化。

自由意志主义则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惩治犯罪、协助执行自愿协议，而非进行收入再分配。其经济政策目标是保护人权与确保机会平等。因此，从理论上说，支持市场平等的经济政策在理念上与自由意志主义相契合（Papava 2004, 2007）。

有人质疑：自由意志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否排斥社会保障？在竞争性市场中，穷人确实比富人拥有更少的机会。关键在于，政府应当聚焦于维护机会平等，并提供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公共产品。

需要始终牢记的是：由于自由市场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构想，市场平等的实现同样只是一个理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