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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九）
日期：2025-10-30 作者/来源：科睿研究院


书籍介绍



我们很高兴代表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成员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mier Papava）教授向大家翻译及分享他的最新学术著作《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


本书是一本探讨经济学前沿问题的论文集，其研究范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的限制，聚焦于那些非平凡且极具争议的议题。书中不仅为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危机进行了辩护，还提出了诸多克服危机的创新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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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拉基米尔・帕帕瓦 (Vladimer Papava)


译者：吴家睿（Raymond J. Wu）、张文闻（Wenwen Zhang）、吕俊成（Juncheng Lyu）


编辑：科睿研究院秘书处、科睿青年学社团队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所有。中文翻译由科睿研究院完成，在此特别感谢李彦蓉和吴夕源在文字翻译与编辑工作中提供的支持与协助。


为方便读者查阅与引用，本书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和索引（Index）部分保留英文原文，其余部分则译为中文。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在作者的正式授权下，结合中文语境，对部分表述进行了适度的润色与调整，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与可读性。


本书之译本仅供学术研究与学习使用，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如对原著或译本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联系科睿研究院秘书处：academy@ker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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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TROECONOMICS TO SANCTIONOMICS:

ESSAYS ON UNCONVENTIONAL ECONOMICS


Copyright © 2024 Vladimer Papav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by any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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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6632-6577-7 (sc)

ISBN: 978-1-6632-6578-4 (e)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491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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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niverse rev. date: 11/27/2024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序言+导论文章）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一）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二）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三）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四）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五）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六）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七）

【成员作品新译】《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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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9 修正通货膨胀指标与复合通胀目标制（与Vakhtang Charaia合著）1







9.1 导言


货币政策相关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属于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些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如Arestis 2017; Stark 2011; Stiglitz et al. 2010）。


目前，通胀目标制（IT）是最常见的货币政策方法之一（IMF 2022）。已有大量著作致力于总结采用通胀目标制国家的经验（如Sinelnikova Muryleva, Grebenkina 2019）。后共产主义国家（如Golovnin 2017）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如Brito, Bystedt 2010）的经验尤其令人关注。


考虑到通胀目标制，许多研究者专注于研究汇率与通胀目标制之间的关系（如Cabral et al. 2016; Edwards 2006）。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是因为通胀目标制的前身是基于"货币锚"或"汇率锚"的货币政策体系。


在以通胀目标制（IT）为基础实施货币政策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将其与汇率调控相结合。


例如，捷克共和国在坚持通胀目标制的同时，还对本国货币设定汇率上限。这种做法形成了所谓的“双重目标”——即同时针对通货膨胀率和汇率进行调控（Golovnin 2017，第81页）。这种不仅针对通胀，同时也将汇率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模式被称为混合型通胀目标制（HIT）（Kartaev 2017，第70页）。目前，各种通胀目标制的变体正在被研究，同时也在探索其可能的替代方案（例如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目标制）（Bernanke 2022，第344–354页）。

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通用的通胀指标并不总能准确反映其最紧迫的社会与经济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与通胀目标制（IT）相关，而且有着更深层的根源及同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贫困国家，其首要问题往往是食品价格上涨，而非整个消费者价格篮子（例如 Chorafas 2011；Suryanarayana 2008）。


对这些国家而言，药品、医疗服务和公共事业价格的变化同样至关重要。同时，在贸易逆差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点，通过对通胀指标进行改进以“增强”其适用性是合理的（例如Charaia、Papava 2018），这些改进后的指标甚至可用于通胀目标制体系中（Charaia、Papava 2017c）。第九篇文章的目的正是探讨在通胀目标制中使用多种修正型通胀指标的问题，从而“扩展”该体系的适用范围。


【1】Essay 9是基于Charaia, Papava (2017a, 2017b, 2017c, 2018, 2022, 2023)和Papava, Charaia (2019)的研究。



9.2 关于通胀目标制及其部分弱点


世界上第一个转向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的国家是新西兰，该国自1967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一直存在高通胀，平均通胀率为15%，最高达到20%（如Sherwin 1997, 261）。1984年，新西兰央行决定放弃国际公认的货币总量优先原则，建立了对通胀最高水平的控制。


结果，货币政策转向了通胀目标制（如Archer 2000; Bernanke et al. 1998, 86-114; Bollard, Karagedikli 2006; Brash 2002; Fischer, Orr 1994）。加拿大、英国、芬兰、瑞典、澳大利亚和西班牙随后效仿了这一例子（Debelle et al. 1998）。采用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的国家的数量增长显著；到2006年，这类国家达到25个（Mishkin, Schmidt-Hebbel 2006, 1），到2022年达到74个（CBN 2022）。


在与通胀目标制（IT）相关的研究议题中，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突出（如 Ayres 等 2014；Barro 1995；Burdekin 等 2004；Kartaev 等 2016；Mollick 等 2011）。根据加拿大央行的说法，通胀目标制有助于该国经济的稳定增长（BC 2006）。然而，对多年研究经验的总结并未给出明确结论。早期文献未能确认通胀目标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但近年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一作用确实存在，不过表现出约三年的滞后效应（Kartaev 2017，第64–65页）。


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通胀目标制（IT）都有助于维持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如 Mishkin、Schmidt-Hebbel 2006；Vega、Winkelried 2005，第153–175页）。撇开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如 Newman 2023）不谈，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针对通胀目标制的合理“指控”，这些质疑主要源于其内在弱点（如 Shughart II 2023）。


具体而言，哈佛大学教授、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委员会成员杰弗里·弗兰克尔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货币危机中，通胀目标制（IT）被证明是一种实现通胀水平相对稳定的有效机制。然而，当通胀目标制“失效”时，各国央行却无法确定新的货币政策目标，以保障公众的稳定感（Frankel 2012）。


促进各国央行合作以便利国际金融结算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反对使用通胀目标制（IT），因为它往往与金融稳定目标相冲突（Jones 2016；Tovar 主编 2010）。除了这些弱点外，还应指出，通胀目标制并未将金融周期纳入考虑范围，其结果是容易导致过度扩张且具有非对称性的货币政策（Weber 2015）。


支持通胀目标制（IT）的基本论点通常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它被认为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然而，这一说法也受到了批评。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存在一定经济问题的国家通胀水平就已呈下降趋势。这其中的主要功劳并非源于通胀目标制，而是源于全球化以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Weber 2015）。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2018–2020年）理查德·克拉里达所指出的，疫情后的时期显示出通胀目标制（IT）的失效迹象（Clarida 202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通胀目标制（IT）至少在发展中国家必须被放弃，因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往往无法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胀很大程度上是“输入型”的（Stiglitz 2008）。


在我们看来，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问题可以推广到更普遍的情形。关键在于通货膨胀的成因。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的成因通常有两类：其一是总需求的增加，其二是生产成本的上升。由此，通货膨胀可分为两种类型：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例如 McConnell、Brue 2008，第147–149页）。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由过度需求引起的，即当总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时，价格开始上涨。这种通胀常被形象地描述为“过多的支出追逐过少的商品”（McConnell、Brue 2008，第147页）。众所周知，中央银行拥有多种有效工具来影响货币供给，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求拉动型通胀是可以被抑制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因为生产成本上升可能导致总供给减少，从而推动价格上涨。


通过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总供给减少的机制相对简单。具体而言，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企业为了维持既有利润水平会试图提高产品价格，而市场对此可能出现两种反应：


1.     如果市场"接受"提高的价格，就会出现通胀上升。

2.     如果市场"拒绝"更高的价格，企业被迫通过减少获得的利润来降低这些价格，这可能会迫使企业"退出"市场，导致供给减少和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通胀率将会上升。


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来源可能是工资上涨（例如由于工会的适当压力）或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McConnell, Brue 2008, 149）。


必须承认，中央银行实际上并没有有效手段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实践中，它们仍然沿用应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相同工具。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在理解中央银行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能力方面一直存在严重问题（Galbraith 2023a, 2023b）。


当不同类型的原材料和能源是进口的，并且它们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上涨时，就会出现输入型通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所谓输入型通胀的原因是本币贬值；结果，进口商品的价格自然上涨。如果市场"拒绝"这些上涨的价格，进口商必须要么减少获得的利润，要么减少进口，这将导致相应的供给减少；结果，价格将上涨。


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情形下，中央银行拥有适当的工具加以抑制。


但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除非这些成本上升直接由本国货币贬值引起——中央银行几乎没有有效的手段去影响工会行为或进口原材料与能源价格上涨。至于由本币贬值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坚持通胀目标制并因此自愿放弃汇率调控的中央银行将无法影响通胀的降低。换句话说，输入型通胀——无论是由于原材料和能源国际价格上涨还是通胀目标制系统中本币贬值引起的——仍然超出中央银行的调控范围。




9.3 关于修正的通胀指标


遗憾的是，贫困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解决（例如 CWUS 2022；Roser 2021；Sachs 2005；WB 2022）。可以理解的是，用于传统通货膨胀测算的消费者物价篮子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世界上贫困人口而言往往意义不大，因为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医疗服务和公共事业价格上升。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相对贫困群体所面临的价格变化水平，研究人员提出了农业通胀指标（agflation），用于衡量农产品平均价格的上涨。该指标的提出与2006—2007年水果、鸡蛋、谷物及其他商品价格的显著上涨有关（Chorafas 2011，第139页）。农业通胀指标主要用于发展中、相对贫困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特定时期往往经历基本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印度）（Suryanarayana 2008）。


在经济欠发达国家，食品通常占据居民消费篮子的至少一半，这凸显了农业通胀指标（agflation）的重要性（例如 Charaia、Papava 2018）。然而，农业通胀并非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一些新的欧盟成员国也面临农业通胀问题，包括东欧的十个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IMF 2008）。农产品价格上涨在欧盟内部也并不少见。


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除了食品价格外，药品、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费用（如水、电、排污、天然气及其他供暖方式）的价格尤为重要。为了全面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统计指标：munflation（Charaia、Papava 2017a, 2017b, 2017c, 2022, 2023）。该术语来源于英语单词 medication（药品）、utilities（公用事业） 和 nutrition（营养/食品）的首字母组合。


为了计算 munflation 指标，需要从消费者物价篮子中选取适当的产品和服务组别，包括医疗服务、公共事业和食品。与此同时，这三类产品和服务还需进行一定的调整：在“食品与非酒精饮料”子类中，应剔除柠檬水和软饮料，因为这些饮品通常并非贫困群体的消费品；在“公共事业”组中，应去掉建筑材料，因为低收入人群一般不会使用这些物品。


在那些进口额超过（有时甚至数倍于）出口额的国家，显然应使用传统通胀指标，并重点基于消费者篮子中完全由进口商品和服务构成的部分来计算价格水平的动态变化。对于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进口价格水平的变化至关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要同时考虑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以及本国货币的汇率变化（例如 Jabara 2009），因为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标价是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国内消费者而言，关键是这些商品在本币计价下的成本。


至于这些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是进口价格本身的上升，还是本币贬值，抑或二者共同作用，则需要专业人士进行研究。能够同时反映进口价格平均变化水平和本国货币汇率变化的指标被称为 imflation（Charaia, Papava 2017a, 2017b, 2017c, 2022, 2023），该词由“import（进口）”和“inflation（通货膨胀）”组合而成。我们建议按以下方式计算imflation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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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tm是t期的imflation指数；Et是t期本币对外币的平均名义汇率（通常以美元计）；Ptm是t期的进口价格水平指标（通常以美元计）。


为了获得更可靠的价格动态信息，建议在传统通胀指标之外计算agflation、munflation和imflation指标。这种方法将为更准确地评估一个国家经济的当前状况提供真实基础（Charaia, Papava 2017c, 2022, 2023）。




9.4  关于在复合通胀目标制系统中使用修正通胀指标的可能性和相关性


农业通胀（agflation）和民生通胀（munflation）指标对于评估一国经济状况，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Charaia, Papava 2017c, 2018）。然而，这些指标无法完全取代传统通胀指标，也难以在通胀目标制（IT）体系中与其并行使用。这并不意味着 农业通胀（agflation） 和 民生通胀（munflation） 指标的重要性会被削弱；相反，它们应成为政府制定特定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这一点在 进口通胀指标（imflation） 上则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该指标的水平与本国货币汇率直接相关，而汇率调控工具完全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如前所述，国内市场上进口价格的上涨（即 imflation 上升）可能由三方面原因导致：国际市场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本国货币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与本币贬值同时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对于依赖进口的国家imflation指标可以直接融入通胀目标制系统，imflation目标与通胀目标可以一起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


这种基于双指标（通胀指标与进口通胀指标 imflation）的通胀目标制（IT），能够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供一种更复杂、更综合的方法。借助其可支配的工具，中央银行能够更好地调节国内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例如：


  • 如果进口商品国际价格上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相应调整本国货币汇率，在必要时“缓解”国内价格上涨的压力；

  • 如果国内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是由本币贬值引起的，中央银行则可以直接作用于汇率，以应对这种价格变动。

我们将这种基于通胀和imflation目标的目标制称为复合通胀目标制（CIT）（Papava, Charaia 2019）。


在混合型通胀目标制（HIT）体系中，本国货币汇率与通胀率共同作为目标指标；而在复合通胀目标制（CIT）体系中，目标指标是通胀率与进口通胀率（imflation），汇率则作为维持目标进口通胀水平的有效工具。




9.5 结论


在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中，通胀指标占据着重要地位。二十多年来，不同国家都将通胀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体系中的目标指标加以使用。大量研究致力于总结各国央行在采用通胀目标制（IT）方面的经验，既关注其积极作用，也对其弱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一些国家，通胀目标制被“扩展”为同时设定本国货币的汇率上限，即形成了双重目标制——既关注通胀率又关注汇率水平，这种模式被称为混合型通胀目标（HIT）。


通胀目标制（IT）的一个弱点是：在主要依赖进口的国家，由于通货膨胀往往随进口商品一同“输入”，这一制度并未能产生理想效果。此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具体而言，IT制度只有在通胀源于总需求增加时才能有效应对；而若通胀源于生产成本上升，IT制度几乎无能为力。此外，传统通胀指标并不总能反映价格动态的重要特征，因此出现了一些指标的改进形式。特别是在过去十多年中，许多国家开始测算农业通胀指标（agflation），这对那些食品问题尤为突出的国家尤其重要。


对于发展中、相对贫困的国家而言，医疗服务和公共事业价格的变动同样至关重要。为此，引入了民生通胀指标（munflation），用于反映这些对贫困群体最为重要的产品类别的平均价格动态。对于依赖进口的国家，则尤其需要使用进口通胀指标（imflation），该指标同时反映进口价格变动和本国货币汇率变化。


然而，农业通胀（agflation）或民生通胀（munflation）指标对中央银行而言可能并非首要任务，因为央行缺乏直接调控这些价格的工具。这些改进型通胀指标应主要作为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imflation指标可以与通胀指标一起受到中央银行的调控。当进口价格在国内市场上上涨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控汇率来控制这种上涨。在复合通胀目标制中，通胀和imflation都应成为中央银行的目标指标。


混合通胀目标制与复合通胀目标制的根本区别在于，虽然本币汇率上限是混合通胀目标制中的目标指标之一（与通胀指标一起），但对复合通胀目标制而言，本币汇率是调控目标imflation指标的工具（与复合通胀目标制中的通胀指标一起使用）。





关于作者



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经历。他是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Fellow（社会科学部）与科睿研究院学术委员，同时也是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帕帕瓦教授还担任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兼总秘书长。


帕帕瓦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应用经济学、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经济学。他创立了“死亡经济学”的概念，作为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逆经济学”理论，用以解释技术落后的经济现象。此外，他还建立了拉弗-凯恩斯综合模型，并制定了消除经济增长指标中的追赶效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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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涯方面，帕帕瓦教授曾担任格鲁吉亚经济部长，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经验。他还曾担任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校长，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他的研究不仅关注理论创新，还致力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如全球化转型、大规模经济制裁的经济外部性，以及中高加索-亚洲地缘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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