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From Retroeconomics to Sanctionomics: Essays on Unconventional Economics）汇集了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imer Papava）教授对经济学的一系列批判性洞见。承蒙同事吴家睿、张文闻和吕俊成的译介，我得以通读本书。若干我所关注的经济思想家（例如 Dani Rodrik 与 James K. Galbraith）亦已对该书作出简要评述。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本书是一部视野广阔的文集，充分展现了帕帕瓦教授作为转型国家重要经济学者的敏锐判断与丰厚见识——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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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大体按主题组织，涉及经济学方法论危机、生产要素、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全球化、异端经济学、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以及经济制裁等议题，体现出作者颇宏大的理论视野。尽管该书看似欠缺一种简明的概念框架，或一套可用于统摄分析这些多元议题的理论工具，然而其内在仍由一个深层的核心问题意识贯穿：即对新古典经济学狭隘视角及其方法论的持续反思。这种反思，对当下的经济学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仍具有启发意义。

鉴于笔者的学识所限，本书评将重点讨论书中有关经济理论与方法论的若干章节——尤其是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论述。至于有关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全球化、2008 年金融危机与 2020 年新冠危机、以及影子经济的其他文章，将由我的同事另行讨论与补充。

我尤其欣赏帕帕瓦教授在第二篇文章中对生产要素理论的专注与深化。我认为该文直指新古典经济理论之要害。特别是，作者分别对“信息”与“政府能力”是否应被视为生产要素作出的思辩，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首先指出一种常见误解：将“信息”本身视为生产要素，并追溯这一误解的两个概念性来源。正如帕帕瓦所言，人们往往忽略了“信息”缺乏在理论上合理的要素报酬形式，并混淆了“要素”（factor）与“资源”（resource）的概念。值得强调的是，信息与能量、物质一样，毫无疑问是生产中的关键资源；但它不同于劳动、土地、资本与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

信息，并非以独立要素的形式直接进入生产过程，而是体现（embodied）于劳动、资本与企业家才能等要素之中；在现实中，对信息的支付，也往往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支付而被“吸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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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它澄清了一个关键的差异：以生产要素为中心的增长核算，并不等同于对生产过程所依赖的各种生产性资源的描述。对读者而言，这种概念厘清，有助于避免将资源投入的生产过程描述与要素报酬结构的生产函数分析混为一谈。

作为读者，我尤为关心：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作为有别于信息的对象——是否可能被赋予生产要素的资格（假定我们能够在实践中建立一种可行机制，使数据获得可区分的要素报酬）。在当代中国，围绕数据确权与数据定价的经验研究与政策实践已颇为活跃，并常常将数据视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尽管我对其中部分研究持怀疑态度，但仍对将数据作为独立要素的理论可行性与未来前景保持好奇。

退一步，即便我们承认数据难以作为单一、独立的生产要素来加以处理，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仍然重要：公民所生产的数据应当被归类为资本要素，还是应当被视为一种类似劳动的要素？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立场。有学者将数据视为资本的新形态（例如 Pentland 等，2021）；亦有学者主张，应将数据视为一种“类劳动”要素（Weyl 与 Posner，2018；Arrieta‑Ibarra 等，2018）。

这种分歧并非纯粹的分类之争，而具有实质性的制度含义。一种令人忧虑的可能性是，公民辛勤劳动生成的数据被大型科技公司攫取——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数据封建主义”（data feudalism）——并作为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本，来创造巨大财富，进而固化公民和科技巨头在信息与权力的不对称。

这一问题值得经济学者严肃对待，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人在经济中的创造性作用，以及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构新的社会福利框架。本书相关论文为我们澄清生产要素概念，并想象即将到来的争论提供了一定的有益启发。

此外，我愿就上述议题，再补充一项相关讨论：即便不将信息单独标记为一种要素，我们仍应将“生产”理解为一种以物质与能量为基础、通过组织信息来创造秩序的过程（Beinhocker，2006；Hodgson，2015）。

正如 Boulding（1966）与 Leijonhufvud（1986）所暗示，传统生产函数这种抽象隐喻————更像一种固定的罐头鱼丸汤式的配方————带有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主义与过时特征，忽视了经济体如何组织知识与信息。换言之，未来的经济学应当重建生产理论，以知识与信息为核心的隐喻取而代之，将知识与信息演化重置于生产理论的中心位置，实现马歇尔推崇的那种演化范式复兴（Marshall，1890）。

在讨论了信息与生产要素之后，帕帕瓦教授进一步论证：政府的经济能力应当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就整体而言，这一论证颇具说服力。回顾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历史，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将劳动与资本（通常也回提到土地与企业家才能）纳入分析框架，却经常忽略政府能力。我时常思考这种忽略何以发生：既然企业家才能可以被视为生产要素，为何政府能力却不能？

我倾向于认为，这与一种以微观企业生产过程为中心的生产观有关。政府作为宏观层面的秩序与增长因素，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了生产函数视野之外。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这些年的研究进展（其中不乏达到诺奖水准的重要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扭转这种疏忽。例如，当我们用政治制度差异或政府质量，来解释国家间的增长差异时，实际上已在隐含地将政策能力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基础设施供给、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管理等活动，深度参与经济价值创造。企业家在微观层面发现信息与机会；政府则在宏观层面提供秩序与公共品。即便新古典模型在微观生产函数中对政府的忽略尚可“解释”，在宏观增长核算中继续忽视政府因素也更难自圆其说。尽管多数经济学家不会忽视政府的重要性，但将政府的经济能力作为一种独立生产要素，进而系统性纳入增长核算框架的尝试仍然稀缺（或许这样的尝试已经出现，但仍令人遗憾地被人遗忘忽略；或许它仍在酝酿之中？）。

若依照帕帕瓦教授关于生产要素的判断标准——即任何生产要素必须具有经过理论证明的、适当的要素报酬形式——政府能力作为要素的合理性仍可得到支持。因为，政府服务，无论政治层面或者经济层面，都是要付出较高成本的：市场活动所赖以成立的政治秩序与经济权利安排需要制度性的成本支撑，而经济自由或福利国家并最终由税收支撑的公共财政（Holmes 与 Sunstein，1999）。因此，不同于作者先前归为一般投入品的那些资源，政府能力确有作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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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体赞同作者在这一主题中的论证，但仍想提出一个自己不得其解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以及能否，在概念上将狭义的“政府经济能力”与更广义的“政府能力/治理能力”加以区分？从经验层面看，与经济相关的政府能力包括执行经济规则、建设福利国家、实施宏观与产业政策（当然也可能伴随政策失灵）。

在数字时代，它还需要加上政府对创新与技术竞争的协调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抑制经济中的无序与浪费。然而，其他政府能力与治理活动——例如制度稳定、国防安全、产权与契约执行——同样促进经济发展。若在增长核算中仅聚焦“政府经济能力”，是否会低估政治制度与法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去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问题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政府在多方面的行动，将更深刻和广泛地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能否在经验测度上，充分将“政府经济能力”从“政府能力”中区分开来，并精确衡量其对增长的贡献？这将为作者的上述进路带来一定挑战。

本书对地缘经济与经济制裁的关注，也是其极具前瞻性的亮点之一。这或许与作者在后苏联转型背景中的实践经验相关，体现了其对主流经济学盲点的敏锐洞察。

根植于18—19世纪欧洲国家间秩序和“均势”视角的古典政治经济学（Hume，1752），对全球霸权与复杂地缘冲突缺乏充分关注。这一倾向亦延续至新古典经济学：在 1950—2010 年间，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论建模工具与经验数据支撑，权力与冲突问题往往在经济学当中被边缘化，这也钝化了主流经济学应对霸权政治与地缘经济摩擦方面的分析工具。实际上，除了少量新政治经济学、反垄断与博弈论研究外，经济学内部很少有其他分支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互动置于分析中心。国际经济学本应当聚焦地缘经济冲突，却长期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当中那些相对更具有技术性的议题，而且在这些分析中，它们往往都假定市场不存在地缘政经摩擦，国家被设定为以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这些局限，使地缘政经和权力互动的分析在国际经济学中长期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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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16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频繁通过专项援助、制裁、出口管制、关税与技术封锁等手段运用经济权力，这使全球经济面临更复杂的地缘冲突。除政治或经济胁迫之外，近年来的一些地缘冲突（俄乌战争、中东危机，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围绕委内瑞拉与格陵兰等议题的争端），反映了全球或地区霸权力量动用其政治与军事工具的频率将会超出预期。随着经济一体化被当作国家竞争的武器，维系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严重裂隙。在这一变化下，各国如何构建能够抵御霸权和地缘冲击的区域经济秩序、以及中小经济体如何定位自身等问题，都已然成为维护全球经济安全与韧性的紧迫议题。

经济学能为这些议题贡献什么？正如书中若干文章所展示的，地缘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制裁的分析，拓展了经济学的学科边界，并直接回应了当下各国对经济安全日益突出的关切。我同意作者的判断：非常规经济学能够在此处为主流经济学提供重要启示。经济学者可以进一步丰富有关经济权力的博弈论模型，分析经济联盟与防务协调的形成机制，评估暴力冲突、技术封锁与其他经济胁迫措施的经济后果，从而在理论上与政策上更有效地限制霸权滥用所带来的外部成本。

总体而言，本书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及其相关政策存在的局限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和反思，并在方法论与理论层面展现了足够的分析深度。它提出一系列具有理论局限性的问题，也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不仅对转型与新兴经济体如此，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研究者亦然。

作者将相当多被主流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忽略的议题——如地缘冲突、影子经济等——重新带入我们视野。我们理应综合这些反思，以建构一系列能在转型时代更好指导并协调国家政策的新经济理论。基于此，我愿向关切经济学边界与当代政策失灵问题的读者推荐本书；同时也期待我的其他同事们围绕书中其他文章继续展开评述，以共同反思当下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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