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专访中，著名历史学家、知识史学者彼得·伯克教授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字时代的知识发展，提出了通俗而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跨国、跨学科共享知识的“知识共同体”古典理想从未消亡，只是随时代迭代出新的学术交流形式，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伯克提出，技术进步永远利弊共存：当下信息爆炸、AI普及让获取资讯更便捷，却也可能导致大众逐渐丧失深度慢读、独立核验信息的能力。他特别区分了信息、知识与判断力：信息是相对原始的材料，知识是经过验证、分类和加工的成果，而判断力、智慧则决定了知识能否真正发挥价值，这是AI等技术工具无法替代的。
在他看来，AI可以处理基础信息、提高部分工作的效率，但也可能带来新的依赖、轻信和判断力弱化。人文学科与传统学术共同体并不会因此过时，反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知识的边界、权威的来源和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伯克教授也提醒我们，人工智能可能重新激活人类对于全知、完美预测、全面掌控，乃至某种“神性”视角的古老想象。而历史的作用，恰恰不在于提供简单的未来预言，而在于揭示预测的幻觉，帮助我们把当下置于更长时段的变化之中加以理解，并警惕知识与技术进步所可能带来的傲慢。
https://doi.org/10.61362/CORE0616
1. 在您接受 CORE Academy Fellowship时的回信中，您提及了 respublica litterarum，也就是“知识共同体”这一古典理想。如今学术交流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但专业细分、数字传播、地缘分歧又让学界日渐割裂。我们应当如何在当下理解这一理想？它仍是鲜活可行的理念，还是需要依托新型学院、学术社群、跨学科与跨文化对话重新构建？
在我看来，这一古典理想至今仍有生命力。常有观点称它在 18 世纪末便已消亡，是民族主义时代的牺牲品，但 19 世纪国际学术协作实则蓬勃发展，铁路的普及催生了国际学者会议这类全新交流形式。冷战时期，这一理想看似衰败，却并未彻底消亡。我自身便是见证者，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我一直与波兰、匈牙利的学者互通书信、互赠著作。
电子邮件时代，它又衍生出新形态，即时回信的交流模式几乎等同于面对面交谈。新的学术共同体或许正在出现，而传统的学术机构也在重塑自身。一个显著例子便是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范本的高等研究机构（“普林斯顿模式”）：这类机构邀请大多数学者驻院一年，独立或组队开展研究，以此推动跨学科对话。我曾在普林斯顿、柏林、堪培拉、乌普萨拉、瓦森纳与洛杉矶的同类机构驻院研究，亲身经历足以证明这套模式切实有效。
Thinking the European Republic of Letters — 图自哥本哈根大学
2. 您曾在书中多次研究和讨论过知识如何被生产、分类、传播、保存，有时又如何被遗忘。纵观漫长的知识发展史，当新技术改变知识生产传播的底层环境时，人类通常会获得什么，又会失去什么？
我担心，收益总是伴随着损失，尽管损失通常还不足以抵消收益本身。
柏拉图早已指出，当一种文化从口头传承转向依赖文字记录时，人们的记忆能力会随之衰退。以我个人经历举例，上世纪 50 年代我在牛津求学，当时仍属于印刷文化培养体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分几次读完一本厚书，但很难适应为了每周论文而快速浏览大量书籍的要求。为了帮助我们，学校甚至开设了“速读”课程。 今天，问题恰好反了过来。在电脑和手机之间，学生们早已熟练快速浏览海量内容。 如今，他们真正需要的，反而是“慢读”课程。
Oxford University Bodleian Library (Image from Oxford Summer Courses)
3. 当下我们常说自己身处“信息时代”，如今又迈入人工智能时代。但海量信息并不必然意味着知识增长，知识的积累也未必能够形成成熟的判断力。作为一位知识史学家，您如何理解信息、知识与判断力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对三者作出这样的界定：信息是相对原始的素材，而知识是经过加工处理的产物，加工环节包含核验、分类、归纳总结。倘若缺少判断力（即理解能力、智慧），知识便毫无价值。判断力可以依靠经验习得，但我认为它无法像文献考证、信息核验那样通过标准化课程系统传授。
4. 新技术往往承诺让知识传播速度更快、获取门槛更低、开放程度更高。但知识史也反复印证，排斥壁垒、等级差异、中介隔阂、认知误解、知识流失等问题始终以不同形式循环出现。在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围绕知识获取、权威与信任的旧有争论，是否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如今知识获取渠道确实拓宽，仍有相当比例人群被隔绝在外；而随手可得的线上内容，其可靠程度往往远不及图书馆、实验室、天文台、临床诊所等机构留存的资料。
关于“专家”是否具有权威的争论由来已久，并且至今仍在继续。虚假新闻的传播，使信息信任问题变得尤其迫切。一种回应是所谓的“批判性信息理论”——这个说法有些浮夸，其实对应的正是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所说的“史料批判”。这种能力应当在学校中教授。英国广播公司近一两年的做法让我感到欣慰：它开始告诉观众和听众，某条新闻是否已经经过核验。
5. 您的新作《无知：一部全球史》并未简单地将无知视为知识的缺失，而是把无知视作一种具备社会属性、历史属性的推动力量。人工智能时代，一部分人认为人类便捷地使用 AI 生成答案能够消解无知，另一部分人则担忧 AI 会催生新型依赖、轻信盲从、虚假信息，弱化人类判断力。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的冲突？AI 能够减少哪类无知，又会催生、掩盖或是让人类更难察觉哪类无知？
历史学家最擅长研究长期趋势，身处当下的当代人往往难以留意这些长线变化。所以我的回答或许会让你觉得不耐烦，却也具备一定参考价值：能否再给我五十年时间完整思考这个问题？
活字印刷术发明之时，就已有学者指出，这一新的传播媒介会在传递真理的同时扩散谎言与谬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亦是如此。如今，我们几乎可以在指尖获取海量信息，但信息过载带来巨大认知负担，事实核验又需要大量时间。新媒体在修正拼写错误、检索基础信息（例如马达加斯加首都名称）这类简单任务上表现出色；AI 总结文章的能力也值得肯定，我曾用它概括自己的论文，结果发现我自己也未必能做得更好。
但在更广泛、更重要的领域，我并不信任它。我会使用翻译软件，但只用来翻译那些我本身通晓的语言，这样我才能自行修正其中的错误。这些错误一方面来自机器缺乏专业知识，这类缺陷尚有修正空间；另一方面，这些错误也来自机器过于字面化的理解，以及缺乏幽默感，而这一点或许并不容易被纠正。
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印刷术发明之后，手抄本并没有消失；两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分工互补的模式。今天，在旧媒介与新媒介之间，或许也能形成类似的分工？
图自Amazon电子书。本书以丰富而广泛的视角，探讨了从古代到现代各种形式的无知史。曾入选 2023 年度相关好书榜单。
“只有彼得·伯克才能写出如此精彩且知识渊博的无知史。”一一大卫·阿米蒂奇，哈佛大学历史系
6. 当我们谈论“知识的未来”时，有哪些来自知识史的经验教训不应被遗忘？在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一些传统治学方式、判断能力、学术对话和学术共同体形式，是否不会彻底过时，反而可能重新凸显其价值？
我不会断言传统模式会 “重新变得重要”，但我认为，较早形成的知识形式会与新的知识形式长期并存，并且二者之间仍有可能产生富有创造力的互动。
7. 当下关于知识未来的许多讨论，大多聚焦于科学、技术、数据与人工智能。作为一位研究知识的历史与文化史的历史学家，您认为人文学科能够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知识本身、知识的边界，以及知识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我坚信，历史学、哲学，再结合人类学与社会学 —— 无论我们将其归为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能帮助人类看清知识的边界，分辨各类知识论断可靠与否。正如学者、科学家会把零散信息转化为体系化知识，我们也需要把知识进一步转化为理解。这个过程需要训练有素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不仅学者需要，商业、政治等其他实践知识领域的领导者同样需要。
我近期的研究聚焦鉴藏之学，也就是艺术品品鉴判断的学问。这套体系在中国由来已久，公元 1500 年前后也在西方成型。资深鉴赏者往往仅凭视觉便能快速判定艺术品的创作者与来历，但这种判断依赖良好的记忆，也依赖鉴赏者将眼前作品与过去所见作品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常常是不自觉完成的。
如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人工智能被用于艺术品归属判断。例如，向机器输入梵高真迹的信息，再让它判断某一幅画是否呈现出这位艺术家独有的笔触模式。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一套“真迹作品体系”本身，正是建立在此前人类鉴赏者判断经验的基础之上。至于人工智能未来是否能够对这一体系提出自主修正意见，目前还无法判断。
8. 您的研究横跨文化史、知识社会史、无知史、通才研究、史学思想史多个领域。对于希望开展跨学科知识研究、同时保有历史纵深视野的青年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我认为学者应当由小及大、逐步拓宽研究边界。
具体来说，博士阶段可以选定单一学科的细分课题，但同时借鉴邻近学科的研究视角；完成博士论文后，突破学位论文对研究时长、篇幅的限制，拓展原有研究范畴；之后再选取和前序研究存在关联的全新课题，以此循序渐进拓展研究广度。
图自Amazon。这本引人入胜、通俗易懂的入门读物，阐释了知识史这一新兴领域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与科学史、思想史、知识社会学和文化史之间的关系与区别。著名文化历史学家彼得·伯克以不同时期的印度、东亚、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和美洲的历史为例，探讨了这一新兴史学领域的研究路径，并介绍了该领域学者常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包括“知识秩序”“情境化知识”和“知识社会”等。
9. 最后这个问题偏向思辨：人工智能有时似乎重新激活了古老神学与哲学中关于全知、普遍知识、完美预测，甚至某种近似“神性”或“类神”世界视角的想象。我并非从狭义宗教层面谈论这一点，而是将其视作一种隐喻：人类始终渴望揭示世界背后的隐藏秩序，从过去推知未来，并克服自身的错误、偏见与各种形式的无知。以知识史学家的视角，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类人类追求？历史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照亮未来、辅助我们推演未来？人工智能依托更全面、更综合的知识形式，会让我们更接近这种可能性吗？还是说，它也可能重新激活人类对于预测、掌控与过度自信的古老幻觉？
你提到人类关于全知的古老梦想，我认为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十世纪时，著名博学者欧里亚克的热尔贝尔曾被认为得到魔鬼的帮助，并在书房里保存着一尊青铜头像，能解答他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有 Alexa 和 iPhone，它们所做的正是这件事！
但热尔贝尔的故事，就像后来的浮士德故事一样，也向我们发出警示：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傲慢都可能招致反噬。
至于你关于学习和研究历史之用途的问题，历史能够揭示人类预测未来时常陷入的幻觉，并提醒我们，人类行动往往会产生难以预判的后果。它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发生的事件，鼓励我们将现实置于那些不那么显眼、却持续发挥作用的长期历史变革脉络之中加以考察。历史也提醒我们，人之为人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因此能够帮助我们抵抗民族、阶层等群体所带来的中心主义偏见，并警惕知识与权力中的傲慢。
彼得·伯克教授 1937 年生于英国，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历史学家与知识史学者之一，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伊曼纽尔学院终身院士。2026 年 4 月，伯克教授正式当选为 CORE Academy 人文学部Fellow。
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并在圣安东尼学院接受进一步的史学训练。他于1962 至 1979 年在萨塞克斯大学任教；1979 年入职剑桥大学，退休后，他仍担任伊曼纽尔学院终身院士并继续保持活跃的学术写作与国际交流。他曾赴多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访学讲学，也曾多次到访中国内地与香港，与华语学界保持长期交流。
伯克教授毕生致力于拓展历史学研究边界，其学术贡献大体可分为四个核心方向。首先，他是新文化史的核心奠基者之一，《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将平民日常生活、民间仪式与大众文化纳入正史的研究视野，《图像证史》则进一步革新了史学界对于图像材料和视觉证据的理解。其次，他长期推动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融合，《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为历史研究吸收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搭建了重要框架。第三，晚年以后，他深耕知识社会史，聚焦知识的生产、分类、传播、保存、遗忘及其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两卷本《知识社会史》与《无知：一部全球史》等著作，共同构成了其知识史研究的重要体系。与此同时，伯克教授还立足全球史与跨文化史视野，提出并阐释“文化混生”等重要概念，突破单一欧洲中心叙事，揭示不同文明、社会与知识传统在接触之后的融合、转化与再造。
伯克教授曾获得多项重要国际学术荣誉。他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并为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1998 年，他获得欧洲科学院最高荣誉之一的伊拉斯谟奖章；并获全球多所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其二十余部著作被译为三十多种语言，既深耕专业史学研究，也长期面向更广泛公众阐释历史与知识问题，在学术研究与公共知识传播之间建立了罕见而持久的影响力。
伯克教授长期倡导无国界的“知识共同体”理想，也始终鼓励青年学者在专精研究与宏观视野之间保持平衡。他以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开放视角拓展了现代历史学的边界，其治学精神与 CORE Academy “Advancing Knowledge for Humanity”（为人类推进知识进步）的使命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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