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宗教信仰是否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一直是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少学者们将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增长归功于这两大地区的新教信仰（因为与此同时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都经历了衰退或停滞）。

在他著名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思·韦伯提出新教信仰与伦理对经济增长非常关键。在观察德国巴登州的发展中韦伯发现，新教徒倾向于进入技术学校而不是文科学校；他们随后也比天主教徒赚取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1]。

韦伯假设，新教教派成功地向其信徒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加尔文主义中宿命相关的教义，人们应该把赚钱的工作本身视为一种目的（加尔文主义是新教的一个分支，其核心信条：无法自救、拣选罪人、无条件选择、完全无能力等）^[2]。

马克思·韦伯 （图片来源：不列顛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本文旨在通过历史文献分析与经济量化实证研究成果，探索马克思韦伯观点的正确性，并向学术界对“文化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讨论做出进一步总结（宗教 Religion 在经济与社会史学术讨论中被视为文化 Culture 的一部分）。

本文认为，韦伯在解释经济发展与新教信仰之间的积极关系的假设是正确且有据可循的。为了支持这一论点，本文探索了新教信仰的各种要素是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并讨论了这些要素对于历史中区域长期经济发展的贡献。（注：新教与天主教均为基督教的分支教派）

新教主导的国家在经济上比天主教主导的国家发展更快。在1820-1950年间，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的平均收入更高且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德国经济学家Ludger Wößmann与澳大利亚经济学家Sascha O. Becker在一项发表于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研究中展示了19世纪国际上各国经济增长的模型，其中新教徒人口居多的国家平均收入远高于天主教国家 ^[3]。

韦伯在他的观察中发现，生活在巴登州的新教徒儿童上的学校能更好地培养他们从事商业和技术工作，这一点与他们的天主教同行不同 ^[4]。因此，新教学生最终获得了更高的工作和收入。

Ludger Wößmann和Sascha O. Becker在他们的研究中对19世纪70-80年代的普鲁士县级区域进行了探索，这些地区既有新教徒作为主要居民，也有天主教徒占主导。

他们指出，225个新教徒主导的县的人均所得税比102个天主教主导的县高出9.1% ^[5]。部门结构也是普鲁士452个县的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指标，两位学者观察了服务与制造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并提出服务部门与新教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并推动了经济增长 [6]。

这些研究对今天的社会仍然有效。目前，德国新教徒的收入比天主教徒高出6.9% [7]。新教徒的高生产力和高收入很大程度源于他们的信仰体系，这种体系促使他们通过储蓄更多的钱来推迟满足，而这些钱可以转化为投资。

研究中19世纪普鲁士的县级地区示意图 （图片来源："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新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信徒们相信和选择与经济增长有利的思想与工作态度，这对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不少后来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均陆续发现新教在多个方面促使信徒崇尚经济增长与创收的证据。

美国社会学家、被誉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的罗伯特·金·莫顿在1936年的一项探索新教对近代英国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中证明，新教的不少分支，比如德国虔敬主义（Pietism）和英国清教徒以及他们对超越理性神论（transcendent rational theism）、千禧年主义、功利主义、选民的救赎、个人召唤和天命的强调影响了西方科学发展，并推动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8]。

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也在他的研究中运用加尔文和路德的经济教义，指出新教强调对上帝的责任和个人自由，这鼓励了新教徒对新思想保持灵活和开放 ^[9]。

路德教的教义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教会企业的世俗化和教会假期的减少，这导致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力的释放，进而增加了产出。 

这些教义使新教徒形成了令他们更具生产力的工作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是他们对上帝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新教促进了经济增长。相关经济史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莫顿和希尔研究的合理性，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之后，新教为主导的地区都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新教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对发展有效的合作关系来说至关重要。近年来，研究人与人互相信任本质的学者们指出，信任对于市场交易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Robert David Putnam与另外两位学者在一项研究中比较和对比了意大利地区政府和公民的生活表现来探索民主体制的运转与维系 ^[10]。

他们的研究证明，像天主教这样的等级制宗教反对个人之间的平等联系，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发展。因此，由等级制度宗教主导的国家在各种当代经济成果的表现都明显比新教为主导的国家更差，包括大型企业的形成、社会基础设施的质量、公民对政治的参与以及政府的工作效率 ^[11]。

世界价值调查的数据表明，新教徒相比其他教徒更不太可能接受贿赂和偷税漏税，同时也更可能信任陌生人。另一方面，天主教徒更有可能对竞争关系持积极的看法，并且更可能教导他们的孩子节俭的价值（注重节俭对于经济创收未必一定有利） ^[13]。

一般来说，由于天主教徒对忏悔和赦罪的态度，他们往往比新教徒更有可能违反社会规范与道德标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新教具有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在商业与城市建设中。

欧洲以宗教而分的地图（其中紫色为新教主导地区，蓝色为天主教主导地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新教主导的城市比天主教主导的城市更容易实现经济增长。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衡量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是观察城市规模的演变。城市是经济活动、政治治理和教育的中心。在城市里，农民交换农产品，手工业者制作他们的商品和工具，书籍也被印刷。因此，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城市规模的扩大则应该反映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条件有正向反应 ^[14]。 

如果新教通过加强城市居民的职业道德、采用现代商业的管理和促进人力资本的集中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产力，这种生产的提高则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规模的发展壮大。

德国经济学家，慕尼黑大学经济史教授Davide Cantoni在他的研究中测试了在19世纪的城市规模中经济发展与新教之间的联系 ^[15]。他发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新教为主的城市人口也在增加。新教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他们从自由的意识形态、印刷术、教育机构和广泛地识字率中收益，因此新教主导的城市往往能实现更快速的增长与扩大。

此外，欧洲在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也是马尔克斯式的，实际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人口增长缓慢。然而，在这一时期的新教徒占主导的地区中，人口往往能实现增长，实际工资也上升到了维持生计的水平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新教改革通过鼓励人们学习和阅读《圣经》，提高了人均识字率。在新教改革之前，对于《圣经》的解释权几乎完全掌握与教会手中，且广大天主教国家和地区的教徒几乎不可能有机会阅读和学习《圣经》。

在基于人力资本的新教优势中，识字水平的变化解释了近现代欧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近现代欧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经济鸿沟可以在广大的经济史实证研究结果中得到论证（比如前文中提到的普鲁士各县）^[16]。

学术界将这种分化归因于马丁路德对培养个人解释和阅读《圣经》能力的强调。这直接和间接导致了更多小学的建设，并因此导致了人力资本在新浇筑到地区的高度集中 ^[17]。

如果一个人希望阅读和理解《圣经》，他们首先必须有阅读识字的能力。相比于天主教廷强调教会讲解圣经，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强调个人学习能力，以便每个人都能阅读和理解圣经。

这一点对于新教徒相对经济赋予的理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识字能力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言而喻 ^[18]。如果识字率的提升在创造工业经济方面也能贡献价值，那么新教徒集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也同样是合理的。

新教徒的工作伦理和公民行为与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连。韦伯关于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集中于天主教和新教徒的行为。他指出，新教徒往往比天主教徒具有更强的工作与职业道德。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倾向于积极参与能赚取利润的工作或活动中^[19]。此外，在工业革命前的两个多世纪中，新教徒主导的地区比天主教主导的地区享有更为明显的经济增长。研究人员也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通过调整基督徒的契约互动为欧洲部分地区带来了决定性的经济进步。对韦伯假设的重新审视表明，对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是新教团体如何与人互动，而不是他们更倾向于工作和储蓄 ^[20]。

新教徒的公民生活和他们的工作伦理有助于财富积累，从而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道德基础。

各国人均GDP历史增长估算 （图片来源：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工业革命是中西方“大分流”的重要节点

许多研究者对韦伯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因为即使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存在行为与伦理差异，这种差异也可能影响到每个地区的收入均衡水平，但不影响长期增长的均衡 ^[21]。因此，研究除宗教与文化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对探索欧洲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差异的原因至关重要。

本文为探索韦伯对于宗教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假设提供了相关证据与分析，并支持了马克思韦伯的论点：宗教差异与经济增长之前确实存在明显关系。

然而，本文对于这一论点的探索并未考虑其他社会或经济发展原因在历史中造成的影响。例如，各地区之间除了宗教信仰，地理、人口、城市基础等等都是不同的。通往大西洋的新教徒城市利用了运输方面的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远洋的运输成本，从而比欧洲内陆的天主教徒城市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

当受到严格限制的天主教印刷中心仍然停滞不前时，不受打压的新教地区肯定能实现更快的识字率与技术传播速率的增长。虽然新教改革一开始只是一场宗教运动，但后来被许多人当做一种工具，以适应他们的社会和经济需要。新教徒选择居住在不断发展的城市而非农村中，使他们的活动更为合法化也使他们的总价更为神圣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韦伯与其他学者将新教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