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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作品】《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四)
日期:2025-02-28 作者/来源:

书籍介绍



我们很高兴代表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成员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mier Papava)教授向大家翻译及分享他的最新学术著作《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


本书是一本探讨经济学前沿问题的论文集,其研究范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的限制,聚焦于那些非平凡且极具争议的议题。书中不仅为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危机进行了辩护,还提出了诸多克服危机的创新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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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导论文章: 非常规经济学 

第二部分:ESSAY 1 论经济学危机及克服危机的一些方向

第三部分:ESSAY 2 论生产要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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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3

论市场平等







3.1 导言


社会政策的基石是实现平等——或至少是接近平等。然而,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平等定义。人们区分了平等的几个方面: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Friedman, Friedman 1990, ch. 5)。更常用的是“不平等”一词,它反映了公众对现实中平等状况的普遍认知。在社会层面,不平等被理解为人们无法同等获取公共产品、金钱、声望和权力的状态。


“平等”一词并不意味着“相同”,除某些特例外。


绝对平等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在生理特征、机遇和心智能力上存在差异,即天生不同(e.g., von Mises 2015, ch. 3)。同时,作为个体,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即每个人只要不侵犯他人的类似权利,便是自己的主人(Friedman, Friedman 1990, 129–131)。这种提问方式导向了机会平等的定义(Friedman, Friedman 1990, 131–134):无人有权任意阻止他人利用自身能力实现目标,且这些机会应完全由个人能力决定,而非出身、国籍、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实践中,上帝面前的平等与机会平等通过法律平等原则的政策得以保障(Friedman, Friedman 1990, 132),即社会成员有权参与民主制度,从而构建可能的社会世界(von Mises 2015, ch. 3)。


在理论层面,经济学家将平等理解为机会平等(e.g., Roemer 1994, 179),尽管对普通人而言,平等主要指收入与财产的均等化。因此,典型公民将改革等同于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von Mises 2015, ch. 16)并不令人意外。危险在于,此类改革及其相关话语可能最终摧毁经济。促进平等的措施往往导致部分人挥霍所得,另一部分人重新致富,平等问题再次浮现。在此环境下,挥霍财产者无改变行为的动力,节俭勤勉者亦不愿保持这些品质(von Mises 2015, ch. 16)。国际经验表明,即使通过恐怖手段,社会结果平等亦无法实现。这催生了一种绝望氛围——认为生活不公、政府无力纠正不平等,且不平等将永恒存在。


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常被视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Friedman, Friedman 1990, 146–148)。卡尔·马克思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继承者(共产主义者)坚信此点,这也成为当代西方经济世界观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市场机制究竟与平等理念对立,还是仅与结果平等原则相悖?




3.2 自由市场模型

传统经济学中,市场通常分为自由市场与现实市场两类。自由市场模型仅是一种抽象。


自由市场的基本要素包括:


1. 买卖双方自由进出市场,等同于竞争者数量无限制;

2. 所有资源(劳动力、物质、资金)的流动性;

3. 每个竞争者拥有完全市场信息(供需、价格等);

4. 同类产品的同质性(无商标或质量差异);

5. 任何竞争者无法影响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决策。


该体系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由此,企业与消费者间的关系效率、私人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在亚当·斯密的术语中由“看不见的手”支配。这些标准使我们得以分析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是否在平等条件下互动。


根据第一项标准,所有买卖方在进出市场方面平等,因其均可自由行动。因此,在自由市场条件下,从市场参与角度看,所有买卖方是平等的。


所有资源的流动性使市场主体在业务类型调整上受市场支配而趋于平等。


每个竞争者拥有完全市场信息对其平等性同样关键,因为这排除了因信息不全导致错误行动的可能性。


同类产品的同质性使所有企业家在销售产品时处于平等地位,消费者在购买时亦平等。


由于竞争者无法将自身条款强加于他人,他们在决策层面是平等的。


因此,自由市场模型隐含假定参与者享有完全的机会平等。换言之,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市场平等意味着每个主体在市场参与、业务调整、信息获取、同类产品生产与购买、决策制定方面的机会平等。简言之,自由市场是机会平等系统(Papava 2004, 2007)。当自由市场均衡时,市场平等自然实现,此时平等提供的所有机会被充分利用。由于自由市场是理论建构,自由市场条件下的市场平等亦是理想目标,市场规制应向其靠拢。




3.3 完美的“有形之手”与伪现实市场模型


伪现实市场应与现实市场区分,其特征是政府“有形之手”的理想化运作。尽管自由市场模型具吸引力,但其无法解决某些重大问题,即市场失灵。主要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与公共产品(及重要准公共产品)。


为减少外部性导致的不平等,政府介入市场,因其无法自行解决此问题。政府可采用两种方法:行政规制或外部性内部化。第一种方法中,政府机构可完全禁止特定负面效应或设定上限。第二种方法通过经济激励将外部性成本转嫁至制造者。负外部性内部化可采取单位税(庇古税)形式,激励生产者减少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内部化则通过补贴机制实现,激励生产者维持正外部性。这些方法虽可缓解外部性导致的不平等,但无法实现完全平等。


自由市场无法生产公共产品,因其边际消费成本为零。公共产品可被无偿使用,私营部门无直接生产动机,故需公共部门承担。因此,公共产品是正外部性载体,加剧不平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产品(如街道、警消系统、图书馆)称为准公共产品,私营部门可生产但数量不足,迫使公共部门参与生产。


平等是政府生产公共产品的基本原则,这些产品应对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开放。


除上述问题外,政府需通过消除市场准入壁垒、促进信息自由流通与资本流动来维护自由竞争。政府在此承担关键职能:建立法律框架与社会氛围以支持市场运行、稳定经济(通过低通胀与高就业)、调控国际经济关系、预防国内经济主体冲突、紧急状态下直接管理经济、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因此,在现实市场中,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被政府“有形之手”取代。

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垄断对信息与资本流动的限制,均阻碍市场保障参与者机会平等,市场平等由此被破坏。


此时,政府应最小化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偏离,最大化市场平等。现实中,政府“有形之手”本身常阻碍市场平等,故旨在实现市场平等的政策与自由市场模型同为必要理论建构。为区分上述市场模型与现实市场,我们称前者为伪现实市场模型(Papava 2005, 67–69),其中政府“有形之手”不仅被要求减少市场不平等,且实际发挥作用。




3.4 “公共选择”理论与现实市场模型

分析政府“有形之手”能力与效率的最佳工具是公共选择理论(Buchanan 2000),其解释了伪现实市场与现实市场的差异。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原则是:人们在公共角色中的行为与私人角色一致。政府“有形之手”被视为高层官员的政治行为。若此“手”未减少不平等,则归因于执行此职能者的失职。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员主要受私利驱动(e.g., Kozarzewski 2021, 27–32),导致政治寻租行为,即寻求和保护经济租金(对生产要素的超机会成本支付)。补贴是政治租金的典型例子,使官员通过补贴受益者获得选举支持,进而获取政治租金——尽管补贴本应用于正外部性内部化以激励生产者。官员通过征税、禁令、配额、进口许可限制竞争,亦是政治寻租的显著案例。这些政策扭曲市场价格,创造政治租金,破坏市场平等。最恶劣的不平等案例是经济歧视(Becker 1971),表现为不同种族、民族、性别或年龄者在就业、晋升、薪酬、教育等方面机会不均。


当官员基于偏见制定政策时,实为歧视合法化。例如,种族主义政府中,受优待群体是政治租金受益者。


获取政治租金的途径中,游说(权力者通过政策宣传推行有利于支持者的措施)与互投赞成票(立法者交换投票以实现特定结果)尤为突出。因此,政府官方目标的实现既带来预期结果,亦伴随意外后果。


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了为何政府“有形之手”常无法完成其基本使命:减少市场不平等。


在现实市场中,市场机制是克服不平等的关键。市场平等只能通过市场民主实现。因此,“有形之手”的核心职能应是通过建立民主制度,尽可能削弱阻碍自由市场的力量。这是项艰巨任务,涉及经济问题及民族、历史、文化和社会议题。




3.5 结论:市场平等的经济政策


一般而言,经济政策基于特定政治哲学流派,包括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三者均排斥收入平等原则,但前两者认为经济政策应使收入趋近最优水平。


作为政治哲学,功利主义主张政府应最大化社会总效用,效用即个人幸福或满足感,以福利单位衡量。边际效用递减假设意味着,从富人处取1美元减少的效用小于穷人获得1美元增加的效用,故收入再分配可提升总效用。此方案的最大困难在于寻找再分配的最优界限——超过此限将削弱财富创造动力,损害社会整体。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应追求公平政策。但由于公平分配无法定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践通常强调最大化最贫困成员的福利(极小化极大准则)。相比之下,功利主义政策追求社会成员的平均效用最大化。


自由意志主义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惩治犯罪与协助执行自愿协议,而非收入再分配。其经济政策目标是保护人权与提供机会平等。因此理论上,支持市场平等的经济政策基于自由意志主义(Papava 2004, 2007)。


有人质疑:自由意志主义经济政策是否排除社会保障?在竞争性市场中,穷人的机会远少于富人。关键在于政府应聚焦机会平等,同时提供社会稳定的公共产品。


需始终牢记:由于自由市场是纯粹理论建构,实现市场平等亦是理论假设。





关于作者



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经历。他是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Fellow(社会科学部)与科睿研究院学术委员,同时也是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帕帕瓦教授还担任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兼总秘书长。


帕帕瓦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应用经济学、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经济学。他创立了“死亡经济学”的概念,作为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逆经济学”理论,用以解释技术落后的经济现象。此外,他还建立了拉弗-凯恩斯综合模型,并制定了消除经济增长指标中的追赶效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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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涯方面,帕帕瓦教授曾担任格鲁吉亚经济部长,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经验。他还曾担任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校长,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他的研究不仅关注理论创新,还致力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如全球化转型、大规模经济制裁的经济外部性,以及中高加索-亚洲地缘经济问题。


Reference List


Becker, G. S. (1971).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chanan, J. M. (2000). Politics as Public Choic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M. Buchanan, Vol. 13.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Friedman, M., Friedman, R. (1990).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San Diego, A Harvest Book.

Kozarzewski, P. (2021). State Corporate Control in Transition. Poland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Papava, V. (2004). “The Doctrine of Market Equality. Questions of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Process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47(8): 6–28.

Papava, V. (2005). Necroeconom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New York, iUniverse.

Papava, V. (2007). “Does the Market Exclude Equality?” Bulletin of the Georg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75(1): 204–209.

Roemer, J. E. (1994). Egalitarian Perspectives.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n Mises, L. (2015).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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